單極時刻結束，菁英的今是昨非

主要是時間巧合。圍牆倒塌時，柴契爾夫人還在英國當首相，在美國執政滿8年的雷根甫卸任不久。兩人都信奉新自由主義，又都極度反共，西方看著蘇聯解體看得瞠目結舌之餘，遂以為兩人願景已獲事實肯定。

再來則是思考怠惰。1989年6月，鐵幕後還在山雨欲來，美國年輕政治學者法蘭西斯．福山就發表「歷史之終結？」一文，意即幾百年來一直進行的意識形態爭論已經結束，自由民主勝出。雖然引起甚多質疑，卻在該文發表5個月後就遇到圍牆倒塌，討論度因此一路攀升。

3年後，也就是蘇聯已經瓦解的1992年，世人亟需一種框架，去理解剛目睹的巨變，世界格局從雙極變單極的這場巨變，福山把文章擴大寫成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一書適時問世，剛好填補需求。

過度自信致連連誤判

既然自由民主是大勢所趨，還有什麼好思考的？就讓自由一直擴張就好。擴張為貿易與金融的全面自由化，再透過WTO談判擴張到全球，就是全球化。是這原因，全球化與單極時刻才會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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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助長了中國崛起，中國卻不自由也不民主。金融鬆綁把華爾街變成2008年金融海嘯的禍源，禍害透過全球化迅速拖垮多國。英美貧富差距加大，社會撕裂愈來愈嚴重。2016年英國公投脫歐，美國又選出川普。總算，菁英終於看到問題了。

克魯曼是一位代表。他2019年10月發表於彭博的文章，就自承經濟學界整個低估全球化對美國的傷害。另一位是即將隨拜登進白宮，擔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蘇利文（Jake Sullivan）。他在2020年2月於《外交政策》發表一文，算是請新自由主義快走不送。

蘇利文舉例，美國擁有最多製藥專利，因此涉外官員總努力要幫製藥業者掃除各種壁壘，換來的，卻是藥材供應鏈整個移出美國，連利潤也透過財務工程，移到愛爾蘭、瑞士這些人力成本不比美國低、企業稅卻較低的國家。跨國企業有賺是真的，美國卻虧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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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日美國的後見之明，1995年人權議題跟美中經貿談判脫鉤，根本是錯誤。決策雖是柯林頓拍板，背後卻是兩黨共識。商界遊說只是原因之一，更大原因是當時美國認定中國變民主只是早晚，何不透過經貿去促成中國的經濟自由，進而導向政治自由呢？這就是單極時刻的過度自信。

1996年的「電信法」也是錯誤。這項立法把手機通話市場推向戰國。設備商為了競爭，就讓服務商延後付款，服務商一番你死我活之後發生倒閉潮，設備商就滿手壞帳了。

於是，朗訊（Lucent）只好在2006年跟法國阿爾卡特（Alcatel）合併，之後一起併入諾基亞。摩托羅拉的基礎設施部門也在2011年被諾基亞收購。美國今日重手打華為，本身卻拿不出一家5G設備商，就是被市場至上迷思害死。

今日，整個華府都會說通訊是戰略產業，不該放任。但他們為何不在90年代，產業領頭羊都還在美國的時候，就如是想？這也是單極時刻的過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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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度自信的條件已經不存在，歷史終結論沒人相信了。新一代的思想者艾塞默魯與羅賓森主張，自由不是踏出一扇門後海闊天空，而是走進一條窄廊。窄廊一邊是國家機器，一邊是社會動員。窄廊總是充滿風險，一邊太強會壓垮另一邊，兩邊都強也可能爆發內戰。必須兩邊都強又願意妥協，才能讓自由有繼續前進的空間。

新自由主義壽終正寢後的時代還太新，尚無一般認可的名稱。但是拜2019年《自由的窄廊》這本書之賜，我們至少對世界有了新的理解框架。（責任編輯：王儷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