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在鉅著《安娜‧卡列尼娜》的開場白說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讓我借用文豪的邏輯，將其改寫為：「富裕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貧窮的家庭則各有各的不幸。」（延伸閱讀：【朱敬一專欄】2019諾貝爾經濟獎的另一個面）
甫出爐的2019諾貝爾經濟學獎，將榮譽頒給3位研究貧窮問題的學者。
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任教於哈佛，印度裔的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與法國經濟學家杜芙若（Esther Duflo）則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他們兩人是夫婦。
巴納吉與杜芙若夫婦過去20年來致力瞭解窮人如何落至如此不幸的境地，以及有哪些可能的解決政策。更重要的是，他們發展出一套以隨機控制實驗（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RCT）為主軸的評估方法，更讓我們對貧窮的瞭解，從理論層次進步到有可以與理論對話的實證基礎。
如何定義窮人？在台灣，我們可能會覺得月薪22K，付完房租、 餐費跟其他必要開支後，只剩下幾千元，應該就屬於吃土、魯蛇一族了。
但如果從全世界的角度來看，這還算是中等收入：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迪頓（Angus Deaton）從購買力平價的角度出發，計算出貧窮線應為每日支出低於1塊美金（房租除外）！（延伸閱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出爐 來自亞當斯密故鄉）
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迪頓（Angus Deaton）。（Wikimedia）
這筆大約一個御飯糰的錢，在印度大概可以買15根小香蕉。而在這麼低的標準下，全世界仍然有超過 10% 的人每日生活費是低於這個數目。
巴納吉與杜芙若夫婦的研究，就是從全世界的角度來看，在生存邊緣掙扎的真正窮苦人們。
他們第一個想檢討的，就是人們過度簡化的解答。他們認為，這其實是人類社會在對抗貧窮上面遲遲無法取得進展的最主要原因。
窮人可能才是最好的經濟學家
窮人雖然擁有的東西不多，但這並不代表他們的生活不複雜有趣。事實可能正好相反：就是因為手頭拮据，所以窮人們必須更像個斤斤計較的經濟學家，才能生存下來。
許多在一般人眼裡微不足道的制度調整、社會改變，或自己所犯的錯誤，都會對窮人造成很大的影響。從這個角度切入，每一個選擇對窮人來說都是關鍵。
因此，對抗貧窮的政策比起其他領域的公共政策來說，更需要跨領域的討論、審慎的評估與精確的測量。巴納吉與杜芙若夫婦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可說是無人能出其右。
兩人全面的瞭解窮人在家庭、經濟與政治生活上所面臨的各種挑戰（經濟學家稱此為制度性細節〔institutional details〕），以及使用經濟學與其他學科如心理學等的概念來建構理論，收集可以衡量這些因果關係的變數資料（是的，沒有測量，就沒有科學），並且有系統的使用科學方法。
兩人在以上各層面都有非常大的貢獻。他們將所有制度細節、理論、資料、計量方法、以及面訪所得的結果加以消化並整合出一個體系的功力，在這十幾年來累積的研究成果與對政策的影響力上展露無遺，堪稱經濟學家入世的最佳典範。
諾貝爾獎獎內互打？
其實，巴納吉與杜芙若夫婦不是第一位以貧窮研究，獲得諾貝爾獎的人。
2006年，經濟學家尤努斯（Muhammad Yunus）以創建孟加拉鄉村銀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尤努斯發現，在印度，窮人們作小生意的生財器具都是租來的，可是只要把每天的租金存下來，幾個禮拜就可以買到好幾台推車！但為什麼沒人這樣做？這些人的回答是：「除了高利貸業者，沒人願意借錢給我！」（延伸閱讀：尤努斯：建立比你活得更久的組織）
經濟學家尤努斯（Muhammad Yunus）2006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爾獎。（Sutterstock）
於是他透過微型信貸給因貧窮而無法獲得傳統銀行貸款的創業者，以改善他們因流動性限制（liquidity constraint）而無法翻身的問題。
但巴納吉與杜芙若夫婦卻殺風景地問：微型信貸到底有沒有用？（延伸閱讀：「微型金融」，窮人救星？還是吸血鬼？）
2002年，他們對這些微型信貸機構提出這個問題時，這些人的第一個反應是：「為什麼我們要像賣水果的攤販一樣接受評估？」接著他們提出一些經由微型信貸翻身的窮人當作例子，並且提到人們也會一直來借錢就是最好的證據。最後再很熱血的說：「我們是熱心奉獻的非營利組織，而且堅信小額信貸是幫助窮人最好的方式！」
可是這些人忘了，微型信貸接受了非常多的政策補貼，而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如果微型信貸沒用，那麼政府的補貼不是就該移到別處嗎？
他們最後終於說服了其中一家最賺錢的微型信貸進行實驗，結果如下：在隨機設立據點的社區中，人們創業的比例的確增加了，但只是從5%增加到7%而已，其實雖然效果不大，但小額信貸應該已經站上正確的位置。
不過必須注意的是：此一政策的重點，不在於借到錢的機率是否增加，而是較容易借到錢之後，對這些窮人的生活產生了什麼樣的改變。接下來就有非常多的學者使用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地區評估微型信貸的影響。
扶貧，誰得利？
杜芙若主編的《美國經濟期刊：應用經濟學》（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在2015年第一期就刊出了地區涵蓋波士尼亞、衣索比亞、印度、墨西哥、摩洛哥以及蒙古、時間從2003到2012年的研究成果。
這幾篇研究基本上都指向相同的結論：微型信貸的確增加借到錢的機率，但是效果普通，這些家庭參與的商業活動也增加。但是比較麻煩的是，即便可以借到錢作生意，這6篇研究都無法找到微型信貸可以提高窮人家庭所得的證據！
不過幾個研究倒是發現微型信貸儘管增加了商業所得，卻減少了家庭的薪資所得（時間花去創業了，反而沒時間賺薪水）。
所以，他們把這些結果詮釋成：「至少讓人們獲得更多在職業上選擇的自由」， 但是家庭消費沒有增加，而長期投資也沒有改善（例如小孩教育、健康、女性自主權等）。
因此作者的結論是：微型信貸的確有些許的直接效果（指借到錢的機率增加），但是借到錢之後的生活並未有太大不同（modestly positive but not transformative effect）。
在MIT經濟系訪問時，我經常有機會在每週三的教師午餐與巴納吉、杜芙若討論研究。巴納吉溫文儒雅，即便是面對針對自己論點的批評，也總是不疾不徐的詳細說明對立說法的異同與優缺點。
杜芙若較為年輕，因此對於她認為不好的論點，總是直言不諱。當我在MIT labor seminar報告時，就曾被她直接批評：「你這篇論文中與醫學相關的文獻回顧已經太落伍了。」（不過她是對的！）
他們兩人的理論不會給你魔術子彈的快速解決之道，而是讓人反覆思索各種方法的利弊得失，瞭解到改變不是一蹴可幾。而大部分的方法即使有用，效果也不可能太大。但是如果能從小思考著手，各個面向都能往前進步一點，加總起來的效果就會非常可觀！
這對夫婦今年11月將會出版另一本新書，也會將他們認為可行的做法應用到先進國家的許多政策分析上，可讀性會更高。（責任編輯：吳凱琳）
（本文改寫自《窮人經濟學》推薦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