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建造過度規範，是繁榮都會區最大的經濟政策失敗之一。舉例來說，在倫敦，租用兩房公寓的中階收入全職工作者，近半年的收入都得交給房東。
住房短缺問題，吸走年輕租屋者的財富，進而加深世代對立。
愈來愈多選民發現自己是不動產市場的輸家，帶起政治上的反彈；美國和歐洲的政治人物，也承受著減少住房成本的壓力。（延伸閱讀：買房好，還是租屋好？）
重新思考住房政策確實有必要，可惜，租金管制這個老舊想法也再次現身。如果房租管制趨於普及，將排擠不動產市場的外人，保護已然受惠的現有住客。
在西方世界，房租管制已再次躍居流行。俄勒岡州和加州先後訂出年度房租升幅上限，分別為通膨再加上7%和5%；參議員、總統提名角逐者桑德斯更認為，全國上限應該在3%或通膨1.5倍之中取較高者。
倫敦市長已呼籲在倫敦實施房租管制，柏林立法人員投票通過五年房租凍漲，巴黎亦於七月重新實施房租管制。
然而，房租管制是典型的、立意良善的無效政策。它們會抑制優質租用住宅的供給，因為建造新房屋的獲利下滑。它們甚至還會讓房東不願維護現有房屋，因為這樣的投資並沒有報酬。
租屋者會待在搖搖欲墜的租房，因為管制通常是在住客變動後重新起算。於是，住客不再是最能有效利用住宅、在當地擁有良好工作機會的人，這樣的錯置會拉低整體經濟的生產力。（延伸閱讀：跟東區一樣房租高到租不起，柏林人想出極端手段沒收房產）
住客待得愈久，支付的租金與市場水準的差異就會愈大，進一步提升不要搬家的誘因。
政治人物不太可能無視選民的要求，但租屋者要求以規範將新租客擋在市場之外，其實就和鄰避主義者一樣。訂出房租升幅上限，今日的居民或許能夠獲益，但外人也會因為供給和機會減少而受害。
不信的話，就去設有租金管制的斯德哥爾摩，問問在2018年底排隊等待租屋的63.6萬民眾吧。在那裡，找到長期租屋處的平均等待時間是十年，租屋黑市也大發利市。
房租管制會導致住房供給下降，最終亦將傷害幾乎所有人，選民和政治人物都該反對這樣的政策。（責任編輯：曹凱婷；《經濟學人》獨家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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