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世紀之後,聯準會的陰影依舊籠罩著聖誕假期:《經濟學人》付印之際,聯準會正在開會討論是否要縮減其大型公債購買方案。此外,聯準會的角色辯論的熱烈一如過往。最近幾年,聯準會為了刺激經濟成長,不但援助華爾街、獲得新的金融系統監管權,還收購了超過30兆美元的公債。許多人、包括前聯準會主席沃爾克(Paul Volcker)都擔心,聯準會已經變得太過自負。
這樣的恐懼並非新鮮事。美國建國後一世紀,國會兩度給予實際上的中央銀行特許權,卻也因為金融權力集中引發的反彈,決定讓特許權失效。1907年,一間紐約的信託公司破產,引發全美銀行擠兌,隨之而來的恐慌亦促使國會著手尋找可以長久解決慣常性金融不穩定的方案。
國會設立了由共和黨議員奧利奇(Nelson Aldrich)帶領的委員會;委員會在徵詢銀行家的意見,並研究英、德、法的央行之後,建議設立以私人銀行為主的聯盟,在會員遇上擠兌時發行其貨幣。但許多民主黨人擔心,銀行家負責營運的央行會壓縮貨幣供給,讓企業和農夫難以取得信貸;他們認為,讓央行由政府主導,會讓政府更靠向自由主義。
威爾遜在1912年競選總統之時攻擊奧利奇的計畫,認為那是在巴結「金權」。威爾遜就任總統後,指示國會重寫計畫,將銀行家的影響力限縮於組成聯準會網絡的12間區域銀行,並增加由總統指派的委員會負責監管聯準會。為了安撫民主黨民粹派領袖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聯準會發行的貨幣會是政府、而非銀行的債務。銀行家痛恨這種「社會主義派」機制,威森爾堅不退讓,並於1913年12月23日簽署法案,創建了聯準會。
威爾遜作出的妥協還是讓聯準會的任務相對狹隘,僅止於提供「彈性貨幣」:銀行現金吃緊之時,可以以農場或其他企業的貸款作擔保,向聯準會的貼現窗口借款。依照設計,這種「實質票據」系統讓聯準會成為實質經濟需求的被動僕從。沒有人預期聯準會會利用其信貸掌控權試圖形塑經濟,但情況很快就改變了:1920年代,聯準會開始在公開市場買賣債券以緩和信貸供給之升降幅度。
但在經濟大蕭條之時,聯準會重回其被動地位,壓抑其公開市場操作、讓數千間銀行破產。其明確原因仍有爭議,但其中一項因素即為「實質票據」系統限制了聯準會的掌控力。由於銀行並未要求信貸,聯準會也就不會提供信貸,即使價格和產出崩盤,現金依舊吃緊。
1932年羅斯福當選,全面檢討金融系統。商業和投資銀行分離,存款保險推出,聯準會亦獲得更大的經濟管理職責。聯準會獲准放款給更多機構,也能接受更多種擔保品,並創立聯邦公開市場操作委員會,負責影響「國家之總體信貸情勢」。
銀行受限和聯準會積極作為,讓美國經濟在1950及1960年代快速成長。但聯準會在全力刺激就業之時,並沒有十分關注通膨:通膨在1970年代到達二位數字。此事促使國會在1977年賦予聯準會「雙重任務」,負責維持物價穩定和充分就業。沃爾克於1979年接任聯準會主席並打擊通膨,和繼任者葛林斯潘帶來了大平穩時代──長達25年的低通膨,以及偶爾出現的微幅衰退。銀行危機退潮,聯準會的貼現窗口亦無人使用。
當前關於聯準會角色的辯論,與聯準會創建及1930年代聯準會功能大幅調整的時候十分相似。破壞性強大的金融危機曝露了金融系統的弱點,也引燃民眾對銀行家的怒火。民主黨總統希望政府在管控經濟、特別是金融系統上,扮演更強而有力的角色。聯準會的力量越來越強大。部分原因在於聯準會自身的行為;為了遏制來自存放款銀行之外的危機,聯準會擴張其權限以放款給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和商業票據發行者。聯準會將利率減至零:以新印出的鈔票購買公債,並承諾維持數年的近零利率。
歐巴馬和國會也賦予聯準會更多責任。多德─弗蘭克(Dodd-Frank)不但讓聯準會監督銀行,還得監督具備「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歐巴馬在選擇耶倫(Janet Yellen)接任柏南克之時,亦談及「增加就業和創造工作機會」。
不是所有人都樂見此事。許多人擔心聯準會的債券收購計畫,在刺激就業方面的貢獻,還比不上它吹脹的資產泡沫。沃爾克擔心,聯準會已「擁有這麼多權限、使用那麼多權限、編造了部分權限……誇張一點地說,經濟之中發生的一切事物,都是因為聯準會。我認為那有點危險,負擔也太過重大。」
許多共和黨人十分懷念那個華府對聯準會沒那麼大影響力、黃金影響力更強的時代。一項共和黨提出的法案,打算削除聯準會的一切充分就業責任,將聯準會的能力限制於購買債券,並給予12間區域銀行行長更大的權力。
他們是在歷史之潮中逆行。一個世紀之前,威爾遜想要一間可以支持整個經濟、而非僅能支持華爾街的央行。每當他的繼任者遇上新危機,他們的結論都是,需要更大更強的聯準會才辦得到。(黃維德譯)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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