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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憶如:美國景氣將比預期中差

從美國經濟復甦緩慢、債信降評,到美元熱錢再次全球流竄……,一個美債上限風波背後,暴露出太多警訊。台灣應如何看待來自美國的風險?又可以如何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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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債上限通過,台灣爆發股災的當週,經建會主委劉憶如在關鍵時刻,接受《天下》專訪。擁有芝加哥大學經濟博士學位的她,曾在美國芝加哥大學、紐約大學任教財經長達十年,更曾受邀赴聯準會發表論文。劉憶如怎麼看待如今的「美國風險」?身為財經部會首長,她又如何思考美元陰影下,台灣產業的出路?以下是劉憶如專訪摘要:

這次的美債上限,暴露出的美國財政問題值不值得擔心?我的看法和六月中,「末日博士」羅比尼提出全球經濟四大完美風暴(歐債危機、美國財政問題、日本經濟衰退、中國經濟降溫)時相同:四大問題如果同時發生,才會真正重創全球經濟復甦。但每一個問題,儘管無須過度緊張,卻都必須嚴肅看待。

針對美國財政問題,其實美國政府在過去五十年間,總共提高了舉債上限七十多次,但為何這一次特別受到全球關注?我想關鍵的原因,是金融海嘯之後,QE1、QE2兩次寬鬆貨幣政策,壞了他(美國)自己的規矩。

美國過去一直批評新興市場央行,不能發鈔票購買自己政府的債券。因為原則上國家債券應該要遵循一個起碼的市場機制:如果(政府)財政狀況不好,債券利率在國內外市場決定下,自然必須拉高,否則會乏人問津。而政府如果覺得此時市場氣氛下,舉債成本過高,就只好透過其他方式募資,或只好減少支出,因此會產生一個市場機制的自然壓力,抑制舉債的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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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今美國在實施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後,聯準會透過發行貨幣,買入政府公債,其實同樣等於一手發鈔,一手買債。破壞了應有的市場機制。

當然,美國經濟歷經金融海嘯,也許沒有選擇。但是這樣(印鈔救市)的手段,卻可能必須付出兩個代價:一是超級通膨;二是貨幣貶值。

而由於美元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流通貨幣和準備貨幣,因此這兩個代價,變成除了美國本身之外,如今全球都必須共同承擔。

在台灣,從政府政策、企業發展策略,甚至到個人的理財,在美國經濟前景未明,美元量化寬鬆政策持續的非常時期,此時都應該想想,如何透過風險分散,讓衝擊降到最低。

風險分散,台灣才能自保

首先企業可能要先有心理準備,美國財政減赤下,沒有餘力推動投資,加上失業率居高不下,所以除非聯準會再啟動QE3,否則美國長期來看,景氣可能會比預期中還要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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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過去以美國為主的產業鏈垂直整合,可能不再是唯一選項,政府和企業應該共同思考,如何增加台灣廠商在亞太地區的區域內貿易比重,以免過度依賴美國市場。

反過來講,如果聯準會再次啟動QE3,不一定能真的挽救經濟,卻必定會形成另一個問題:美元資產的價格,將再度下跌。這對於普遍持有大量美元資產的亞洲各國,會是另一大挑戰。我想不論企業或公部門,如何適度分散美元資產貶值的風險,也將會是亞洲各國重要的課題。

而在產業政策面,近幾年我們已觀察到,長期以來扮演台灣經濟成長重要角色的電子產業,不斷受到美國財政、經濟不穩定的衝擊。我認為政府這時候應該更積極做好兩項工作:一是在現有的科技代工業之外,早日建立、培養台灣的下一波明星產業;二是與科技業共同努力,如何加速調整結構,向亞洲、或歐美之外的其他新興市場進軍。例如切入印度電動車的供應鏈,或找尋區域內的合作伙伴共同開發市場等,在產業結構調整上,速度要更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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