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評論者喜歡將李光耀與前總統蔣經國兩個強人的逝世類比。台灣在強人過世後，陷入省籍撕裂、國家認同的擾動迄今。
但在新加坡現場會真切感受到：由華人、馬來人、印度淡米爾族組成的新加坡，早已是個國家認同定錨的國家。
國喪6日，新加坡空氣裡瀰漫的不是不安定的蠢動，而是集體歷史的補課。
25日中午，李光耀移靈國會大廈，開放民眾鞠躬。當天，新加坡地鐵上就出現了大量穿著黑白素色衣衫的人群。上班族、背著書包的學生，自主地往國會所在地移動。
排隊的人太多，馬上將國會四周的街道全數圈起，原訂開放到晚上八點的現場，必須變成24小時開放，才能滿足不斷湧入的人潮。國會大廈必須設立11台安檢門，才能夠快消化人龍。
「就是覺得應該要來致敬一下」
幾乎每個受訪的新加坡人都告訴《天下》記者，他們沒想到務實、講效率的新加坡，會有這麼多人願意花8個小時排隊，只為一鞠躬。
隊伍中，年輕人與年長者都有；更特別的是華人、印度人、馬來人的身影交錯。許多身著穆斯林服裝，坐在輪椅上的老人被推進國會大廈，還堅持要站起來。
「就是覺得應該要來致敬一下，」26歲的龔小姐，買了一朵蓮花，站在國會外對著李光耀的照片默哀1分鐘。問她，李光耀卸任總理那年她才一歲，記得他嗎？「我不認識他，但知道他對新加坡做了很多事。」
曾以電影《小孩不笨》批判新加坡菁英教育的導演梁智強寫下：「李光耀一輩子為新加坡人付出，我們都當成是理所當然。」梁志強用李光耀的影像，剪了一支音樂錄影帶，鼓勵網民轉發紀念。
就連新加坡最大反對黨領袖，工人黨秘書長劉程強，也向李光耀克服建國初期的困難、突破小國的困境，建立一個不分種族、語言和宗教而團結一致的國家致敬。儘管他不認同一黨專政，直言李光耀在一些民眾心中有些爭議。
「這次國葬讓舉國共同經歷的一次洗禮，成為這一代人的集體記憶，這將影響仍在重新建構國家共識的新加坡，」75歲，在星國超過40年的新躍中華學術中心主任郭振羽認為。
我不是華僑，我是新加坡人
8年前到新加坡任教，台灣作家，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系主任衣若芬敏感地意識到，「學生會糾正你，我不是華僑，我是新加坡人，」衣若芬說，「他定位自己是與別人平起平坐的國家。」
新加坡華人佔7成5，馬來人14%、印度裔佔9%。但從決定以英文為第一語言，3個主要族群的語言為第二語言（母語）開始，新加坡就用語言展示建立獨立國家的決心。
「新加坡的國民教育很成功，」每次跟計程車司機、朋友攀談，衣若芬最驚訝的是「深植人心的小國意識」：知道自己是個小國、被回教國家環繞、沒有資源、要靠自己生存下去。「他們知道自己的位置，也知道自己要往哪裡去，」她觀察。
衣若芬注意到，升旗、國慶除了唱國歌之外，就是要大聲朗誦「國民信約」。這個信約早在建國第二年就寫了，信約要求各族群除了自己，更要認同這個國家：我們是新加坡公民，誓願不分種族、言語、宗教，團結一致，建設公正平等的民主社會，並為實現國家之幸福、繁榮與進步，共同努力。
新加坡人另一個共同認同是法治。郭振羽注意到，身兼國會議員的李光耀擔任總理時，一定是坐在第一排第一位；辭職後，擔任總理資政，他立刻退到第二位。一一年他辭去資政職位只剩陽春議員。他的位置改到後排。
衣若芬認為，新加坡人幾乎把法治(by law)當成口頭禪，因為相信任何人在法律面前都平等，即使是外國人也都一樣，「相信才會服從，」她說，這些都會讓新加坡成為穩定的社會。
西化的挑戰與拉扯
不僅內政改變，長遠來看，隨著強人逝去，新加坡縱橫大國間，串聯東方與西方溝通橋梁的地位，也將回歸平庸。
新加坡國喪，中國派出非現任政治局委員李源潮代表出席，就被新加坡學者解讀為「李光耀不在，有點不一樣了。」
從更深層的文化底蘊來看，李光耀畢生與雙語挑戰，希望保有新加坡西化的外表、東方的核心。對兩種文化的深沉理解，使他能夠穿梭在強權間，穿針引線。但隨著他的逝去，新加坡認同西化的潮流愈不可逆，也將影響新加坡的國際實力。
新加坡人，知名小說家英培安觀察，80年代之後，新加坡的雙語教育，不論是學英文或華文，就變得很實用導向，導致華文水平日益低下。即使新加坡政府辦了文學獎、做了很多事，但母語被邊緣化的情況不可逆。「未來新加坡就像美國，變成一個大熔爐，最終新加坡的文化會是英語文化，」英培安說。
李光耀在15年前出版的回憶錄中，像預言家似地，留下了這樣一段文字：「我和同僚們建立的政治體系能否多維持一代人，在變化不大的情況下繼續運作？我有所懷疑，……行動黨的未來，取決於今後如何對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民，不斷改變的需求和意願做出反應；如何在影響民生的決策過程中，滿足他們享有更大參與權的慾望。」
民意如水，與時俱進，這是李光耀留下真正的智慧。向一個時代強人告別，他打造了一個國家，而這個國家的新旅程，已經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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