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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發會原先預估今年的新生兒可以超過12萬，可是目前看起來11.5萬人都很難達到，」負責督導少子女化政策的行政院政務委員陳時中，在一場公開活動中難掩憂心。
這是台灣人口政策一張尷尬的成績單。
行政院自2018年開始施行「我國少子女化對策計劃」，年預算逐步從257億攀升到1254億，成長近4倍，8年下來累計投入超過6000億元，卻換得從1.06跌到0.89、屢創新低的生育率。
2026年「少子女化2.0」政策即將公布上路，原定2030年生育率回升至1.4的政策目標，如今看來更加遙不可及。
補助為什麼救不了生育率？
翻開歷年預算，8成以上、5000多億經費落在「0–6歲幼兒照顧」，包括育兒津貼與建置公托系統兩大策略。
行政院日前更宣示，2026年起，第一胎補助將加碼至10萬元。
然而，台大社工系名譽教授王麗容分析，生育津貼可能讓「本來就想生」的對象提早生育，卻無法撼動「無生育意願」的族群。
大撒幣邊際效益遞減的警訊也已浮現，2023年底，立法院預算中心報告指出，少子女化對策計劃當中的「兒童教養補助」預算執行率未達75%，有錢沒人領，顯示補貼的效果已面臨瓶頸。
平心而論，這些年花的錢並非全無成績。
0–2歲送托率從13%提升到23%，持續追趕OECD國家34%的平均水準，2–6歲送托率也突破7成。
「送托行為明顯成長，代表養小孩的方法改變了，家長能夠重返職場，」托育及就業政策催生聯盟召集人王兆慶觀察。
然而，「很不幸的是這並沒有改善生育率，」王兆慶認為，公托解決日間照顧，但職場壓力與工時未能相應減少、下班後的臨時托育機制仍不足，家長依然感到蠟燭兩頭燒。
相形之下，政府對於「友善職場」投入的預算，僅佔區區3%，也沒有明確績效目標。下一階段能否進入這塊深水區將是關鍵。
職場與家庭衝突難解
任職媒體業的Tina在路邊心急如焚地攔計程車，要趕往6公里外的幼兒園。平時負責接2歲女兒下課的丈夫臨時有公務，她緊急請假1小時，主管那聲輕蔑的歎息，在她耳邊縈繞。
想照顧孩子彷彿成為罪過，這是許多職場父母的焦慮日常，她說，「寧願不要政府多發幾萬元育兒津貼，我們需要的是彈性工時。」
王麗容認為，對生育品質的期待隨時代轉變，現代人希望孩子在無焦慮、有充分陪伴的環境下成長，「如果工作無法保障這樣的平衡，那當然選擇不生。」
津貼之外，政策思考必須從家庭財務，轉向更深層的社經結構。
曾是婦產科醫師的國民黨立委陳菁徽指出，阻礙生育的三大因素，分別是高昂住屋成本、薪資停滯，以及工時過長，「從這些面向大幅度做有感的改革，才能讓育齡族群願意跨出第一步。」
缺乏戰略高度的多頭馬車
生育不只牽涉個人生涯選擇，更是社會永續發展的關鍵。
政大財政學系名譽教授曾巨威示警，人口結構劇變將造成未來稅收縮減，即便是無法直接解決生育問題的財政部門，也應該關注並及早評估國家財務風險。
更深層的隱憂，在於政府是否有用國安層級的高度看待少子女化。
審計部2023年出版的專案報告曾指出，少子女化議題缺乏專責機關統籌追蹤政策成效，不利以國家整體觀點建立長期政策機制。
立委陳菁徽質疑，政策由政務委員一人主責，分散在11個部會執行，橫向聯繫成效令人懷疑，「很沒有章法，沒當成國家戰略在做。」
翻遍上百頁的對策計劃，內容更像是執行成果報告，看不出各部會明確的績效指標，更不易評估所轄工作內容，對於整體成果的貢獻比重，宛如多頭馬車蒙著眼狂奔。
助企業建構友善育兒環境
政策該如何突圍？王兆慶建議透過創新做法，將生育從「女性的責任」轉化為「社會的責任」。
他舉例，同樣的補助資源可以有更聰明的配置，例如推動「產假薪資公費化」，意思是由國家支付請假期間薪資、提供育產假「代班者津貼」，甚至強制產後父母同時休假，避免女性獨自承受家庭照顧與職場歧視的雙重壓力。
同時，推動友善職場不能只靠道德呼籲，致力於友善職場倡議的得人資源整合公司創辦人蔡淯鈴提醒，台灣多數是中小企業，人力調度彈性與支付孕產成本的能力遠不如大企業。
「政府不能事主變公親，期待雇主自行吸收成本，」蔡淯鈴認為，應優先針對中小企業投入資源，對症下藥。
少子化2.0政策的挑戰
面對外界質疑，曾參與政策擬定的前政務委員林萬億坦言，台灣政策介入時機太晚，改變家庭與工作價值觀相對艱難。
但他強調，如果沒有這些措施，生育率或許會崩跌地更快，現階段至少讓幼兒照顧普及、家庭負擔減輕。
針對未來新政，陳時中透露，過往計劃內容大多會繼續執行，但會強化支持托育體系、住宅政策及友善職場制度。
陳時中認為，政府不能向不想生的族群施壓，會優先照顧因擔心育兒成本「不敢生」、不孕症患者及同性伴侶等「不能生」的對象，藉由改善生育環境，進而影響猶豫觀望的族群。
大方向不變，能否走出新風景？當國家迫切需要新生兒加入，全體社會得共同承擔這份建構未來的成本。
（責任編輯：趙珮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