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譽卓著的以色列記者納達夫‧埃尤爾採訪過美國礦工、德國的新納粹份子、法國的極右派領導人、歐亞洲恐怖攻擊的現場，走出歐美主流觀點，用犀利的視角拆穿當代極端民族主義言論的「偽二分法」，同時引用研究點出，經濟危機與民族－民粹主義的興起不一定有關。那麼，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以下文章摘自天下雜誌出版《反抗：當激進變成主流，正在改寫世界經濟、政治、文化的反全球化抗爭》
我們談話不到五分鐘，瑪琳•勒龐（Marine Le Pen）已經在引用羅斯領導人普丁（Vladimir Putin）的話，實質上他正是歐洲白人民族主義的教父。
「你知道嗎，」她說，彷彿這位俄國總統是個可靠的社會分析研究來源，「普丁說再過20 年，法國就會變成其從前殖民地的殖民地了，也有其他國家領袖認為歐洲會被穆斯林統治。」
勒龐是個重要人物。早在美國布萊巴特新聞（Breitbart News）與川普的顧問史提夫．班農（Steve Bannon）形成其經濟民族主義信條的多年以前，她就抓住了它的兩大支柱：反全球化，以及對穆斯林的憎恨。「21 世紀有新的極權主義，」她說明。「第一種是伊斯蘭化（Islamization），認為一切事物都與宗教有關。第二種是全球化，認為貿易就是一切。如果我們坐視不管，如果我們不堅守法蘭西共和國的價值與法律，我們的文明就會面臨嚴重危險。」
勒龐認為這是在生存與滅絕之間的選擇。民族陣線當然會在這場生存之戰中保護猶太人！「法國猶太人不需要視民族陣線為敵人⋯⋯他們找不到比民族陣線更好的保護者⋯⋯我們會捍衛法國人不致滅絕。」法國猶太人對她的承諾最多是半信半疑。我們談話中有短暫一刻她閃露出威脅之意。「我想未來他們將負起責任，」她提醒，指的是法國主要猶太組織CRIF。她指責該組織支持移民，因而破壞了遏止「伊斯蘭化」的努力。
「他們的立場，讓他們在製造我們文明面臨的危險中也有份。」這不免讓人好奇她治理下的法國會如何對待危及法國文明的人。勒龐曾宣布她有意造訪以色列，這是她贏得正當性的另一步，但是她獲知她在以色列是不受歡迎人物，將被拒絕入境。我問起這件事時，她銳利的看了我一眼。「我的結論是，以色列顯然嫌敵人還不夠。」她說。
我的問題開始激怒她了，訪談提早結束。
同一天尾聲時，我在法國郊區一間地下室的民族陣線會議聽她發言。外頭有人排隊等著進場。勒龐所代表的立場有其市場。黨內的工作人員把裝著廉價紅酒的紙杯發給人群（法國可能是全世界唯一會在政治集會提供葡萄酒的地方）她提醒觀眾著名的民族陣線海報上那句口號：「全球化就是移民進來，工作出去。」她掃視現場的支持者，「你們內心深處都知道。我們不是一個政黨，而是一個反抗運動。我們必須為我們的孩子採取行動。可能等待著他們的未來讓人擔憂，充滿恐怖暴力。為了我們深愛但正在衰退與耗竭的國家，為了我們飄搖中的文明，除了勝利，我們別無選擇！」。
自希特勒以來歐洲最受歡迎的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會選擇以全球化為目標並非偶然。勒龐體認到像她父親那樣的早期極端民族主義者未能了解的事情，經濟全球化對個人身分認同形成重大威脅，它需要超國家關係，因此勢必將普世價值注入到當地論述中。繁榮無法靠一國獨自達成，而經濟必須立基於一國與全世界的關係，這樣的需求與排外的國家權力結構和社群價值並不容易共存。
在21世紀的極端民族主義政治人物中，瑪琳．勒龐首先創造出適用於這個時代的整體敘事：我們良善而正義的民族種宗教國家，受到外人、移民與其他人威脅。我們腐敗的菁英（她說歐盟官員「治理」法國，並說他們是「笨蛋、無能⋯⋯白痴」）受到涵蓋一切的全球經濟與政治體系約束，但是我們並沒有授權給這個體系。他們口中的規範與道德只是掩飾薄弱的偽善，而說謊的媒體是為他們服務。
如果你仔細想一想，這正是川普一貫的立場。
民族主義向來如此，焦點在外部。政治不是要深入探問政府與其權力是否正確行使，而是關於一個潛伏在黑暗中的敵人。
雖然勒龐沒有直言卻可以推論的是，國家要能持續存在，世界秩序就必須被推翻。與民族主義者交手時常見的誤解是，他們把焦點放在自己的民族國家，實際上他們需要改寫或摧毀基本的國際規範，不管是要求各國庇護難民的條約，還是主管國際金融機構與自由貿易的協議。勒龐稱這些規範為「全球主義的無聲獨裁」。民族主義者的目標是地方性的，但是他們的計畫是全球性的。
全球化中的身分認同問題
如果自由主義者想要反制民族主義者的計畫，就必須仔細觀察民族主義民粹者的言行。民族主義者試圖摧毀當前的全球化，自由主義者則視全球化為工業革命的拖油瓶或見不得人的家醜，或是專指物質剝削的某個難聽話。
極端民族主義者之所以攻擊全球化，是因為他們看到普世身分認同的興起，並且意識到他們若想生存，就必須摧毀這個身分立足於上的物質基礎，也就是全球化本身。
他們從政治光譜中間感受不到為全球化奮戰的決心。反之，他們聽到的是一個又一個藉口，模糊的承諾，和搖擺不定。瑪琳．勒龐以及其他人不斷強調全球與地方的二分法，是因為他們預料當被迫做選擇時，人會自然的偏向特定身分、家庭與社群。正如據說卡繆曾說過：「在正義與我的母親之間，我選擇我母親。」自稱為民族主義者的川普對於何謂全球主義者自有定義：「是希望全球過得好的人⋯⋯不太在乎我們的國家。」
根據這種偽二分法的暗示，一個人不能既是世界公民，又是在自己家鄉的愛國者，這正是當代極端民族主義言論的基石。
自由主義者並未嘗試了解極端分子意欲終結全球化的手段，不過他們反正也不會衷心捍衛全球化。在進步左派眼中，全球化壓迫勞工，並且催化了危害環境、對物種大規模滅絕也有責任的各種工業。對右翼主流人士而言，當前的全球秩序可能威脅國家主權與社群結構。極端分子樂意填補這類態度所製造的真空，以達成他們的最高目標：摧毀（而非修補）我們這個年代的全球化，藉此為他們獲得權力鋪路。
左派也忽略了他們有關物質福祉重要性的核心觀念。簡單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秩序的關鍵假設之一是，大眾需要生活過得好，才能當個好人。然而自從蘇聯共產主義垮台以來，自由主義者卻說服自己，開放社會的價值觀已經成為工業化國家理所當然的內涵。這些價值觀固然有其內在價值，但它們不是確立無疑的，也不見得能在經濟艱困時代依然存續。
戰後秩序的偉大建築師，包括羅斯福、邱吉爾、戴高樂與艾德諾，都很清楚這個簡單的事實。「毋庸贅言，」佛洛伊德在1920 年代寫道，「讓為數如此龐大的成員生活不滿足，驅使他們反抗的文明，既沒有可能也不值得擁有長遠存在的前景。」
當物質條件惡化時，人就會變成最壞的自己。如果民主政體不能提供公義的體制、教育和社會安全網，就無法承受嚴重的軍事或經濟危機。然而，即使有安全網也只能暫時拖延時間，如果危機持續而且深化，民族主義者或其他威權主義者終將勝出。
與我談過話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對於經濟，或更準確說是貿易政策，並不感興趣。對他們而言那只是在裝模作樣。民族主義者雖然樂於利用人民對經濟的抱怨不滿，但真正熱情投入的只有緬懷國家共同體並加以神聖化，並且排斥那些不屬於他們想像中純淨而原初共同體的成員。主流自由派很晚才覺醒，至今仍持續主張早與時代脫節的論述，他們只試圖透過經濟的稜鏡了解民族主義，呼籲重新分配收入。
然而，愈來愈多研究顯示，將經濟危機與民族－民粹主義的興起連結起來並無根據。
諾姆．吉德隆（Noam Gidron）與強納森．米吉斯（Jonathan Mijs）針對荷蘭政治生活進行的一項長期研究耐人尋味，顯示在最近這次經濟危機中個人經濟狀況惡化的人，並沒有轉而傾向極右派，事實上還有朝極左派微微移動的趨勢，他們的本土主義傾向也未見顯著提升。
經濟環境不佳與對激進政黨的支持之間雖有相關，但是支持那些政黨的人，並不來自受到艱困物質條件直接影響的社會成員。危機為動盪不穩與反抗行動開了大門。受極右派吸引的人，不見得是在這場危機中經濟受創的人。
那麼，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和自體免疫疾病一樣，一個民主國家的實體政治因為社會經濟弊病而弱化的時候，就會爆發民族主義，但是實體政治復原後不見得能消滅疾病。過去十年的情形是這樣的：首先，民族主義言論在嚴重經濟或安全危機時進入政治論述場域。在第二個階段，極端民族主義的病程持續進展，不再需要以一場危機為背景。
以匈牙利為例，2016 年以來移民與難民的人數已經大幅減緩，但是該國抱持民族主義的總理維克多．奧班（Viktor Orbán）仍持續大肆抨擊難民，這個外國威脅持續為他個人和所屬政黨贏得選票。
另一項研究顯示，經濟體衰退與歐洲極端民族主義政黨的興起確有相關，但是相關性只到2013 年。此後雖然經濟開始改善，對民族主義政黨的支持卻持續增加。顯然，美國經濟在2016 ∼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前的改善，並未顯著削弱川普總統或其提倡的議題，尤其是反移民措施。
民粹民族主義的吸引力並不來自其經濟議程，而是它關於身分認同的主張，它的反移民立場，以及號稱可以恢復個人安全的國家至上途徑。
20 世紀法國小說家（與戰爭英雄）羅曼．加里（Romain Gary）說得精闢：「愛國主義是對同胞的愛，民族主義是對他者的恨。」
或許讚揚國家共同體並強調身分認同看似屬於主流政治場域，但是這些觀念在世界各地都讓本土主義、排外主義和種族主義情緒日益壯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