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出了4本書，台灣2本、日本2本。第1本是《野島剛的世界漫遊食考學》，把我在50歲前夕，一個人勇闖世界各地旅行半年的經歷寫成書。第2本是關於台灣的新冠肺炎防疫政策，6月在日本出版。第3本是短篇集結而成的《看見不一樣的日本》，8月在台灣出版。我幾乎同時也在日本出了第4本書《香港是什麼》（暫譯），當然主題就是現在全球關注的香港問題。
我的記者朋友讀完這本書之後對我說，「書名應該不是《香港是什麼》，而是《我的香港》才對。」起初我不太認同，但屢經深思後，我的結論是，他說的沒錯。因為這本書裡出現了許多「我」的部份。
長久以來，我身處在媒體的世界，基於我的職業道德，「我」盡量不出現在報導中，而我也因此感到自豪。
如果老是寫自己的事，實在不太好看，與其寫自己，不如好好書寫採訪對象才是，我年輕的時候，報社主管就不斷這樣告訴我。即便離開報社成為作家，我也是一樣，在過去出版的著作《兩個故宮的離合》、《最後的帝國：蔣介石與白團》書裡幾乎都沒有「我」的部份。
香港比中國令我著迷
但是這次的《香港是什麼》，從起初到最後都可以看到「我」居於首位。因為香港這塊土地，是牽引我進入新聞世界的最大契機。我在書中多次向讀者介紹，我和香港有關的故事。
18歲那年，我第一次出國就是到香港，但那不是一般的旅行。我從小就去基督教會，但中國對於聖經的印刷有諸多限制，因此我的教會集團計劃偷偷地從香港把聖經運進去，而我自願參與這項計劃。
我從香港支援團體取得聖經後，把幾十本聖經藏在行李最下面，再從香港到廣州交給地下教會的老牧師。老牧師歡喜流淚地說，「這樣中國得救的人就會變多了。」
那是1987年，天安門事件尚未發生，是對於改革開放充滿期待的時代。即便如此，香港比中國更令我著迷，因為香港近乎混亂的熱情和活力令我感動。
我離開中國回到香港後，住在當地的日本朋友帶我去廟街。那裡有一位算命很準的占卜師，是個中年男子。他問了我的生日和生辰八字，看了許多資料、筆記之後，就對我說，「你會當作家。」
當時，我從未想過自己未來會出書，但從那之後我就有預感，也許這一生都會和寫作這份工作結下不解之緣。從此，我就以記者為目標，決心進報社工作。
我不覺得自己有過人的文采，但即便如此，我仍每天都相信這是我的天職。我享受其中，也用盡力氣寫出很多文章。我不是那麼迷信的人，不過當時占卜師的話，確實一直支持著我。像這個故事一樣，我在這本書中，介紹了許多我和香港的連結，因此《我的香港》這個評語確實沒錯。
我之所以能和台灣相遇，或許也是托香港的福。大三那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學留學，那一年我的廣東話學得比普通話好。我要回日本的時候，在中大的台灣留學生就建議我，「師大中文教學中心的水準很高，」我也因此延長留學期限，從香港飛到台灣。當時我在師大感受到台灣邁向民主化的魅力，也決定我要作為記者，以台灣和香港問題為一生志業。
我進入報社，成為日本特派員來到台灣，可以針對台灣問題自由書寫。而對於香港，則一直苦無機會可以寫出報導。我轉為獨立作家後，每隔幾個月就會去香港採訪，從2019年的抗爭到今年的「港版國安法」，才寫出了這本關於香港的書。
向日本讀者傳達主張
身為一個寫作者，我不想佯裝中立，寫下中國不好、學生也太暴力這樣兩面並陳的文章。一開始我的書裡就寫到，「中國想要消除香港的優勢和魅力，對香港和中國來說，都不是好事。」接著我提到，「學生的抗爭中，可以看到暴力確實不好，但這些懷抱未來的年輕人願意背負捨棄人生的風險來作戰，這樣的現實背後，藏著許多我不理解的事情，如果單方面批判他們的暴力，不是太過偏頗了嗎？」
像這樣在書中清楚寫出自己的意見，是我以往幾乎不會做的事。但是我看著現在的香港，如果要出一本書，就必須得跟日本讀者傳達自己的主張，我想這是我作為評論家的使命。
因為國安法的關係，香港正瀕臨最大危機，我的使命感告訴我現在不寫不行。
香港究竟會往哪裡去，沒有人能清楚說明。但我拜託出版社，在宣傳用的書腰上寫道，「香港不會終結。」這是香港在我過去年輕時給我的感動，讓我對香港仍懷抱著期待和信賴。
現在開始，香港人應該會帶著強勁的韌性，持續戰鬥。世上人們相信「香港不會終結」的信念，會成為香港的重要力量，來挺過眼前的困難。現在，佇立在前線的，就是台灣。台灣人擁抱各種風險來支持香港的姿態，讓日本人覺得台灣很可靠，也愈來愈多人呼籲應該要學習台灣。此外，我也不會停止書寫香港，這就是我唯一能支援香港的方式。（責任編輯：王儷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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