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首相強森儼然是「佛系防疫」的宗師。
在他提出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又隨即否認的代言下，群體免疫在公眾輿論中，成為了一個既獵奇又引人遐想的防疫策略。
但強森並不是唯一談及群體免疫概念的首長，荷蘭總理呂特（Mark Rutte）也曾說，荷蘭必須在緩和病毒傳播之際，累積群體免疫。印度流行病學家穆利伊爾（Jayaprakash Muliyil）甚至宣稱，群體免疫可能是貧窮國家最有效的防疫策略。
瑞典則是少數「以身作則」的國家。外媒直接形容瑞典不封城的政策，讓學校與商業如常，目的就在追求群體免疫。瑞典首席流行病學家特涅爾（Anders Tegnell）向《CNBC》指出，瑞典已經開始觀察到群體免疫的成效。
究竟群體免疫與擺爛不防疫有什麼差別？而為什麼瑞典又會如此大膽地採用爭議性的防疫策略。
群體免疫跟擺爛有差別嗎？
《麻省理工科技評論》指出，要阻止病毒傳播只有三種方法：
1. 極端限制人身自由與集會，大量檢測，並且中斷傳染途徑
2. 開發可以保護所有人的疫苗
3. 最後一個，恐怕也是最糟的選項，就是等到足夠多的人染病
第三個選項，就是大家在講的群體免疫，而它的原理其實跟第二個選項（疫苗）是相同的。
假設病毒不斷傳播，直到多數人都曾染病且因此免疫，那這個傳染病就會自然而然地消失，因為病毒可以傳染的宿主數量不足。
而這就是所謂的群體免疫。並不是群體中的每一個人都對病毒免疫，而是當群體中的免疫人數到達一定門檻後，病毒就無法再傳播，因此以群體而論是免疫的。
至於群體免疫的門檻是什麼，會取決於病毒的傳染力。以R0大於12的麻疹為例，要達到群體免疫就必須有高達90%的人口免疫，才能保護沒有抗體的人。
或許大家曾聽過，科學家預測全球會有60%的人感染新冠肺炎。60%指的就是新冠肺炎的群體免疫門檻，換句話說，當全球有60%的人感染新冠肺炎以後，這個病毒就會因為可感染的宿主不足而停止傳播。
在2015年肆虐一時的茲卡病毒，在2017年已經幾乎不復現。巴西研究發現北方的城市薩爾瓦多居民，63%曾感染過茲卡病毒，研究人員推估群體免疫是茲卡病毒式微的主要原因。
而事實上疫苗的原理，就是在創造群體免疫。天花與小兒麻痺症就是透過疫苗創造的群體免疫，而遭到控制甚至是消滅。
在沒有新冠肺炎疫苗的此刻，試圖透過感染來創造群體免疫可行嗎？
「追求群體免疫會是非常慘烈的策略，」《麻省理工科技評論》寫，「因為很多人會生重病，醫療資源一時間會無法負荷。」
「有些嚴重性不高的疾病，例如水痘，確實有人會用刻意感染去達成免疫，」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蘇薩（Gypsyamber D'Souza）與多蒂（David W. Dowdy）寫，「但是現在的情況不一樣，新冠肺炎的重病與死亡風險比較高。」
防疫奇招，為什麼只有瑞典敢用？
「壓抑病毒傳播的壞處是我們無法累積群體免疫，」倫敦帝國學院傳染病學教授賈尼（Azra Ghani）說，「防疫成功之後的困擾，就是我們必須一直保持這些措施。」
而這就是瑞典選擇獨排眾議，不採取激烈封城手段的原因之一。
「把人們關起來不是長久之計，我們遲早必須讓人們出門，」瑞典首席流行病學家特涅爾（Anders Tegnell）雖然矢口否認瑞典追求的是群體免疫，瑞典駐美國大使卻向《NPR》表示，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預期，最快可以在5月達成群體免疫。
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瑞典沒有執行嚴厲的封城計劃，政府發布社交距離原則，並且不鼓勵非必要的旅行。70歲以上的長者建議待在家中，並且禁止50以上的聚會。
瑞典確診人數超過18000人，死亡人數為2274人，死亡率高過鄰近的北歐國家。
究竟為什麼瑞典會如此大膽採用類似群體免疫的策略？
《BBC》指出，瑞典政府採用特涅爾團隊的病毒傳播模型，對病毒衝擊的預估低於倫敦帝國學院的病毒模型。而瑞典公共衛生局對新冠肺炎的症狀評估也較輕微。這些綜合原因讓瑞典政府預估的新冠肺炎風險低於其他國家。
除此之外，特涅爾更扮演了特殊的角色。若說台灣防疫的靈魂人物是陳時中，那瑞典就是特涅爾。
《BBC》形容，特涅爾是一個擁有30年經驗的科學家，親民的風格讓他在瑞典非常受歡迎，
「他是一個非常低調的人，說話非常小心，大家視他為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瑞典流行病學家法蘭斯（Emma Frans）說，「我想他的特質讓大家感到非常安心。」
然而面對一個新興病毒，瑞典的防疫策略究竟是奇招還是謬誤，似乎還有待歷史與科學去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