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財隆專欄】對付假新聞，最大的問題是人性

反觀社群媒體出現之後，一方面促使訊息產生和傳播的成本大幅下降，另一方面相應於其商業運作模式的倫理規範卻尚未確立，於是「操縱與欺騙」變得更加划算。

特別是近來圖像、語音的仿真技術（deep fake）日漸成熟，各式人工智慧（AI）和演算法的快速精進，造成訊息的來源及內容真假莫辨，訊息接收者的反應時間也愈來愈短。

毫無疑問，假新聞現象已成為人類公敵，包括個人隱私、民主體制與國家安全都深受威脅。至於如何因應而不過當，更讓全球各界菁英絞盡腦汁，各種解決方案與倡議也紛紛出籠。

首先，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有人開始從技術角度尋求解決方案，例如透過穿戴裝置創設出「數位認證不在場證明」（authenticated alibi），一旦出現足以謀殺人格的不實指控，即可迅速提出以示清白。這對政治人物或名人來說特別實用，繼續開發未來必然蘊含龐大商機。R. Chesney和 D. Citron新近在美國外交事務期刊（Foreign Affairs）所發表的專論裡即有詳盡探討。

其次可訴諸行為面法律規範，至於法律規範是否有效，則和市場結構有關。以供給面為例，截至目前，臉書等社群媒體的產業集中度仍高，所以無論是透過自律的倫理要求或他律的強制約束，仍有機會奏效。

如果探索假新聞的需求面因素，顯然就悲觀多了，因為假新聞通常比較有趣、吸睛，所以防不勝防。另有一項更殘酷的事實，無論是由於意識型態作祟（宗教、種族、性別、左右…）或國家認同分歧（台灣也在內），人性對「假新聞和偏見」似乎存在某種幽微的需求。

一旦落入這種「生活被假新聞所包圍」的「心理陷阱」，恐怕是遠比「資訊陷阱」更棘手。

藉由法律管制來處理假新聞問題，有其必要但也有其限制。最大的爭議主要來自是否侵犯言論自由。然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曾經揭示：在一間黑暗的戲院內無故大喊失火，以致引發「明白而立即」的危險，此種行為不在言論自由的保障範圍之內。主因在於，在此一情況下，人們判斷真偽的反應時間不夠，極容易造成恐慌，甚至導致人命傷亡。

換言之，如以「反應時間」作為言論自由界線的思考角度，在高度數位化的當代社會應有其意義。

最後則是面對假新聞的覺醒運動。假新聞滿天飛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心理現象，並非一朝一夕即可滅絕，人們可能要做好準備，至少在中短期內必須與之共處。西方不少國家已開始在學校和社區提倡訊息「來源識字率」（source literacy）教育，以增加人民對假新聞的辨識和免疫力，倒是一個不失務實的作法。

話說回來，假新聞會傷害社會信任，但辨識假新聞的措施如果太過激烈，以致人人自危，也等同造成類似傷害。假新聞真的不好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