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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疑慮已經在歐洲躍居主流，現在也剛好輪到荷蘭擔任歐盟理事會的主席。難民危機和巴黎恐怖攻擊威脅著申根區的存續，因此，移民和安全必定是荷蘭的首要任務；荷蘭首相呂特（Mark Rutte）應該會有不錯的表現，但他在國內仍舊有不少麻煩。
呂特和許多歐盟國家的領袖一樣，得面對民粹主義的問題。有如荷蘭版川普的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目前在民調中大幅領先；而在荷蘭的複雜政黨系統之下，未來的政府可能得做出困難的抉擇：讓威爾德斯入閣（並倚賴他的支持），或是成立龐大又笨重的執政聯盟，好將他擋在內閣之外。
這樣的兩難並非荷蘭特有，但荷蘭是個高度倚賴貿易的小國，沒有英國那樣的餘裕。過去，荷蘭曾積極地參與歐盟事務，但國內的情況似乎已經出現變化。在歐盟議題上，一般選民和精英階級之間的分歧正在加大；民眾亦發現，並不是每個歐洲國家都像荷蘭一樣有責任感；大量難民湧入，也已經促使部分政治人物呼籲修改聯合國難民地位公約，而此公約正是全球政治庇護法的基石。
不過，荷蘭的各種做法，起因並非不願見到歐洲整合，而是出於這個小型富有國家的挫折感；荷蘭並沒有放棄歐盟，而是希望歐盟的運作可以更完善。
荷蘭的經驗有兩點值得借鏡。其一，威爾德斯所代表的那種民粹主義不會消失，而且不會只有荷蘭如此；它會毒害公共論辯，讓移民問題更加棘手。不過，第二項教訓或許有助緩和對歐盟的悲觀之情；在申根協議汲汲可危之際，荷蘭經濟亦展現了開放邊界的價值。
在這方面，荷蘭並不孤獨。今日的邊界檢查確實麻煩，但並非無法管控；不過，歐洲人絕對不會容忍全面關閉邊境，或是長達50英哩的大塞車。預測申根區崩垮，或許就像2011、12年間常聽見的歐元區消亡之說一樣，並不是那麼準確。（黃維德編譯）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2016
經濟學人原文
（本文僅反映專家作者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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