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台灣投資消失了？

台灣沒有跟上行動通訊浪潮，擅長的個人電腦產業進入衰退期；加上大陸崛起，生產性投資直接轉進大陸；而新興產業始終停留在空中樓閣難以接棒，使得台灣過去十二年實質投資陷入困境。

華鴻創投副董事長兼總經理顏漏有觀察，過去二十多年，台灣的投資主要是靠高科技來支撐。高科技產業由主機板起家，發展到個人電腦、筆記型電腦。加上台灣早年有租稅獎勵、股票分紅，吸引優秀人才進入電腦產業，漸漸造就完整的產業鏈。

「那是一個全面性的機會，創業投資幾乎是遍地開花，」他形容。但當全球進入行動通訊的時代，不擅長做軟硬整合、不了解消費者、通訊技術偏弱的台灣沒趕上浪潮，台灣的投資機會不再是「面」的繁榮，而只有「點」的微光。

手機製造急轉彎 跳過台灣

行動通訊產業沒有在台灣形成產業樹，背後反映出：大陸崛起已改寫全球生產鏈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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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傳統「雁行理論」（見小辭典），製造業在台灣發展成熟後，才會外移到大陸。因此二○○二年，我國開放筆記型電腦廠外移大陸。經濟部次長杜紫軍指出，當時期待通訊手機可以進來，沒想到這個行業直接轉彎跑了。

除了宏達電手機製造還留在台灣，其他包括零組件廠商、所有手機組裝線，一開始就去了大陸，完全打破雁行理論的順序。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股王宸鴻與大立光，幾乎都是在大陸茁壯，再鮭魚返鄉或回台上市的台商。

「大陸有土地、有勞工、有市場，政府大量補助，如果台灣只有一點點附加價值，根本無法競爭，」華鴻創投董事長陳仕信詮釋這個現象。

手機製造轉彎，不在台灣投資生產。為了扭轉局勢，政府選擇了跟資訊業比較接近、台灣比較有機會的WiMax規格（見小辭典），與英特爾組成聯盟。也投入半導體、面板等「兩兆雙星」產業，成為台灣過去十二年投資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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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惜，WiMax沒有成氣候，ＤＲＡＭ與部份面板廠技術沒有生根，加上大陸也陸續開出大尺吋面板產能，改寫了行業規則。

五月，搭車穿過熱鬧依舊的中科園區，計程車司機指著台積電新廠，開心地說著技師進駐的陣仗。

不過五年前，這裡最熱鬧的曾是ＤＲＡＭ廠茂德。當時，全台灣十一座十二吋晶圓廠。位於中科的四座，茂德就佔了兩座。

但短短兩年，智慧型手機爆發，個人電腦市場萎縮。缺乏自有產品技術的ＤＲＡＭ產業，被迫走入產能過剩的耐力賽。在巨額債務的壓力下，茂德中科廠裁員一千三百人，廠內一千多件設備轉售晶圓代工大廠格羅方德。

問計程車司機，離台積電不遠的茂德近況，他感嘆，「已經很久沒有人說要到茂德了。」

不過，「兩兆產業不能說完全失敗，畢竟像IC設計等半導體產業，還是很不錯的，」工研院產經中心系統IC與製程研究部經理楊瑞臨認為，台積電也是兩兆產業的旗艦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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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失焦 孵不出新興產業

更深一層看，投資消失的原因之一是，新興產業接棒太慢。

根據主計處統計，過去十二年，台灣比過往更加仰賴高科技產業、製造業。資通訊產業投資佔總體投資金額，由原先兩成竄高到三成。

從民進黨執政時的生技、數位內容，到國民黨執政後的「六大新興產業」、「十大重點服務業」、「四大新興智慧型產業」，一個接一個的口號與政策，卻沒有長出新興產業？

「政府口號可以一直改來改去，因為本來就沒有聚焦，怎麼說都通，」長期擔任行政院科技會報幕僚，工研院產經中心副主任游啟聰直言。

面對大陸的國家資本主義巨額投資，曾經以政策引導產業升級著稱的台灣，近五年陷入武功全失、民粹綁架、紊亂的摸索期，孵不出新興產業。

游啟聰分析，在「獎勵投資條例」時期，因為可以用產業別減稅，所以政府鼓勵新興產業最有工具手段。獎投條例以資訊、電子、機械為重點推動產業，孕育出科學園區和半導體、中部機械產業的興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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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九九一年，獎投條例廢止，「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接棒，政府政策不再選產業，而是鼓勵研發與投資。

到了二○一○年，「產業創新條例」施行，配合企業營所稅由二五％全面降至一七％，政府完全棄守引導產業的思考，政策工具只剩下研發。

問題是，「如果研發是生存的必要，那為什麼還要獎勵？就像吃飯一樣，如果每天都要吃飯，那還需要獎勵大家吃飯嗎？」游啟聰質疑，台灣現行的政策工具，完全沒有聚焦扶持新興產業的效果。

「我不認為台灣需要找回過去的李國鼎、孫運璿，因為政府的角色已經變了，沒辦法在前瞻產業選擇、發展領域裡完全地主導，」工業局出身的經濟部次長杜紫軍，說的是文官體系現在的信仰。

文官體系自己都不再相信政府的力量。這兩年，台灣產業政策已經從挑選產業，進入完全不挑未來產業的時代。國民黨重新執政之初，還喊出幾大重點產業，但近期經濟部的「三業四化」、「中堅企業政策」，談的都是廣泛性的企業加值，特定產業都只是舉例，而非選定要扶持的新興產業。

因為不選擇、不押寶，台灣只有美國三十分之一的經費，卻要輔導跟美國一樣多的項目。

隨著台灣民間力量加強，經濟部希望政府能夠做更前瞻的事。但實務上，文創等新興產業還處於幼稚期，根本無力前瞻；而已有國際實力的資通訊產業，政府不見得能前瞻，先產業一步培育人才與關鍵技術。

象牙塔裡 分配千億經費

「台灣近千億科技預算的分配，全都由教授決定，教授與業界需求脫節，是台灣資源分配一個嚴重的問題，」前台積電技術長、中研院院士、柏克萊電機學院教授胡正明點出。

在租稅工具取消後，每年近千億的科技預算，是政府唯一可用的引導工具。

但不論有預算最優先性的國家型計劃、國科會的學術研究計劃，就連經濟部技術處的科專計劃、工研院的研究計劃，匿名審查委員全是大學教授。國家型計劃的總主持人也全是學界大老。

二○○八年，立法院修法，將工研院等政府捐贈財團法人董事，納入公務人員財產申報的範圍，要求公布財產。來自業界的董事們紛紛請辭，使得這些原該與產業密切相關的周邊單位，董事會清一色都變成學者或政府官員。

胡正明擔憂地說，台灣的學者沒有與業界往來的習慣，卻主導科研經費的發展，也主導了學生的養成。教授不做相關研究，就沒有學生投入相關領域，沒有學生就沒有人才，這是台灣資通訊產業的一大隱憂。

更高層次來看，台灣無法集中資源，扶持不出新興產業，跟過去幾年，政府主流思潮——凡事相信交由自由市場去決定有關。

鑽研各國科技政策的游啟聰指出，即使到現在，韓國與日本都沒有放棄用產業政策，扶持新興產業的想法。以前瞻技術的選擇為例，日本與韓國都有法律依據，科技前瞻規劃依法可以做為科技預算分配的基礎，能夠指導預算，才會有力量。

自由市場vs. 政府引導

「我不是要跟你辯論自由市場好，還是政府主導好。但實證上，產業有發展方向時，台灣才真正有新產業。我們資源這麼少，能夠像美國一樣什麼都做嗎？」游啟聰說。

國科會主委朱敬一是目前少數認為，政府仍應選擇新興產業投入支持的經濟學者與政府官員。其主張是，在創新經濟的時代，很多事必須邊做邊學。台灣必須在有機會的領域，愈早有機會去實際操作，才會比別國多一點優勢。

創新經濟時代 誰佔先機誰先贏

某國產業即使稍差，但只要能成功佔得先機，就有機會一直靠邊做邊學而常保優勢，讓對手永遠追不上。誰佔得先機，就變得很關鍵。

但多數財金官員主張，政府應該只要提供基礎建設，管制愈少愈好。

「台灣是多頭馬車。經濟部是馬車，可是有很多不同的馬在拉我們，」杜紫軍無奈地說。

未經思辨的經濟主張，不會產生堅定的信仰；沒有堅定的信仰，難以產生一致的步調，帶領台灣走出悶經濟。

消失的投資是台灣悶的根源。消失的政府、迷惘的方向，是投資消失的真正原因。

台灣是一個小島，面對比台灣大十五倍的大陸經濟體，台灣不能沒有產業政策、不能沒有方向，台灣也禁不起再蹉跎十二年。

經濟部次長 杜紫軍：一台馬車五匹馬，要往哪裡去？

我認為，台灣政府角色已經變了，沒辦法再在前瞻產業選擇、發展領域裡完全地主導。我不是說我們完全不要考慮，政府要考慮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企業考慮的是五年、十年。這五年、十年的選擇，這部份我不覺得政府要扮演絕對重要的角色。

我們提出的重要產業領域愈來愈少，不是說不提，而是把功能性的做法增加。「六大新興產業」、「十大重點服務業」、「四大新興智慧型產業」，都不是經濟部提的，而是上面交辦下來的。

經濟部自己提的重點是，在傳產的全面提升、ICT（資通訊科技）和美學導入、 製造業服務化。但為了具象化說明，才把重點領域挑出來，但只是例子。這個想法就是因為我們認為，政府沒有辦法扮演主導。

不拚大 改協助中堅企業

我們認為，台灣必須要做的是拉高附加價值。另一個考慮去做的是「中堅企業」，因為我們在大陸投入後發現，拚大，台灣是拚不過的。資通訊產業除了半導體以外，幾乎都沒有辦法競爭。最近大陸石化產業上來，我們中美和石化就裁員。

我們考慮調整中堅企業，量不要大，但有競爭力。只要有機會在日、韓、中之間維持競爭力，就來做。

政府要從主導改為協助角色，政府做的是更前瞻的十五、二十、五十年的工作。像麻省理工學院（MIT），他們都會從技術出發，再由技術推導到可能的產業。大家沒感覺，是因為距離太遠了。每年，MIT都會選十個未來最有機會的技術，這些都會對台灣有些導引，讓台灣有未來觀的人，知道要去做什麼。

許多人批評台灣資源無法集中。不過，我們必須承認，台灣是多頭馬車，經濟部是馬車，可是有很多不同的馬在拉我們。我們都知道資源要集中，可是沒辦法，因為一集中，就被說沒照顧中小企業。立法委員也會說，怎麼沒有服務原住民，包括工研院等機構還要做社會服務跟公關。所以經費分散、集中都沒辦法。

這就像每年奧運比賽的時候，派選手出國，拿不到金牌就被罵。可是錢都拿去給奧運選手，大家會說都沒有推展國內運動。所以第一個，奧運一定要選項目，因為有些根本不會贏。第二，資源要分配，哪些要放全民運動，哪些放在奧運奪牌。

每個研究機構要有自己的定位，去做調整。一台馬車五匹馬拉，台灣真的不知道往哪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