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個記憶塵封的年代,戰後留下殘破,物資奇缺。民國三十八年政府遷台,國庫沒有丁點外匯存底,卻有一千萬美元的信用狀不能兌現(自國外進口物資,需要台灣銀行開立信用狀)。物資嚴重缺乏引起通貨膨脹,日子過得節衣縮食。進口的麵粉袋捨不得丟,家家戶戶都拿來縫製汗衫;「一套西裝是三個半月的薪餉,」前經建會副主任委員葉萬安清楚地記得。
是尹仲容的工業政策,結束了這個赤貧的年代。
「重建戰後經濟,讓台灣從一片瓦礫中走出來,奠定往後台灣現代化的基礎,是尹仲容先生對台灣最大的貢獻,」曾經跟隨尹仲容工作長達十年之久的監察院長王作榮,語氣堅定地說。
尹仲容在民國三十八年擔任台灣區生產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負責當時經濟重建的工作。這個當年在大陸交通部,負責架設九省電訊網工作的專業工程師(交大電機系畢業),當機立斷決定以恢復電力、扶植民生工業、爭取對日貿易,為優先的經建策略。
當時物資奇缺,國內生產沒有恢復、美援未到、政府沒有外匯進口物資。民國三十九年,尹仲容親自到日本與盟軍總部談判雙邊貿易,採取「以物易物」的方式,以台灣的糖、鹽,換取日本的醫藥等物資,解決當時台灣對外貿易七成以上的問題。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尹仲容卻發揮創造的精神,在廢墟中建築台灣的民生產業。他提出「代紡代織」,建立台灣紡織工業,就是一個典型。
因為紡織業沒有外匯進口原料,尹仲容想出以美援購買棉花,交由民間廠商代紡、代織,政府再以平價賣給一般大眾。一來解決廠商資金融通周轉的問題,同時,也解決物價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扶植了民間企業,累積民間資本,可以轉投資其他事業。
「台元轉投資裕隆汽車、遠東紡織轉投資水泥業、台南紡織轉投資其他行業等都是,」王作榮說。
從沒有布做衣服到建立紡織業、進而替代糖、鹽成為賺取外匯的主流產業,尹仲容像魔術師般的無中生有,紡織、水泥、玻璃、塑膠、化學等民生產業漸次建立。
王永慶的石化王國,尹仲容也有奠基之功。尹仲容指示台鹼公司將生產燒鹼時產生棄置的氯氣拿來製造PVC,他認為化學工業是未來發展的重心。尹仲容勸當時想申請投資水泥的王永慶創設PVC塑膠工業,並且申請美援貸款六十七萬美元。在很短的時間內,台塑的PVC產量就由日產四噸增加為日產四十噸以上,並且開始外銷。
民國五十二年尹仲容去世的時候,台灣已經有了七千萬美元的外匯存底。兩年後美援取消,台灣經濟不但沒有退縮,反而加速起飛。
「他不是學經濟的,但是有豐富的現代經濟學知識,」王作榮清楚地回憶,尹仲容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典型。他可以寫「呂世春秋校釋」,同時也能與美援在台的美國顧問對話,廣泛的閱讀、吸收大量的國際經濟資訊,與經濟學家、本地的企業家來往頻繁。他心裡面只有一個念頭,「如何把台灣經濟搞好」。
能針對時局隨機應變,提出最適合當時環境發展的對策 ,是尹仲容最大的特點。他曾經這樣說:「過去有人批評我是極端的管制主義者,後來又有人說我改變了觀點,是自由經濟的擁護者。其實我的基本觀點不過是,如何在現實環境中,切實有效的解決問題。目的在為國家謀求最大的經濟利益,絕不拘泥於某一個學說。」因為他認為,實際問題千變萬化,絕不是引用某一個學說、守住某一個主張,一成不變所能應付的。
這足以解釋他在民國四十年代初期,以低利融資協助民間企業獲得資金,營運生產。但是,當民國四十年代末,經濟發展儼然成型時,他也看到當時外匯管制會造成經濟發展的限制,因此開始排除萬難,有計劃地解除外匯管制,替未來的經濟發展鋪路。
廉與能,是尹仲容留下的風範。他當時擔任美援會副主委、外貿會、台灣銀行董事長,集經濟、貿易、金融大權於一身,是當時經濟權力最大的人。「但是終其一身,他沒有坐過新車,都是美援在華顧問報銷的二手車,」王作榮慨歎。
尹仲容的器識、堅持與毅力,實現了他將台灣帶出貧窮的夢想。 (刁曼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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