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看不到的三大危機

「這根本就是一小群人搶劫一大群人！政府到底在做什麼！」二十年前，發起無殼蝸牛運動，帶著中產階級夜宿忠孝東路街頭的李幸長激動痛罵。

李幸長過去當工地主任時，見到地主與建商合作建案，分到了一百多戶房子，一家三代十來口，不用出去工作，只收租金就能優渥度日。地主甚至囤積房地產，再炒作高價賣出或出租。相反地，中產階級再怎麼勤奮工作，薪水也追不上飆高的房價。

如今李幸長已經是知名鍋貼店四海遊龍的董事長，但談起房價，依舊義憤填膺。當年，他曾建議政府與立法院應制定空屋稅、空地稅抵制投資客炒作房價。

台北市的房屋愈來愈成為錢滾錢的工具。房仲業者表示，今年一到八月高達四成五的看屋者都是投資客，遠比營建署統計的二○％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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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殼鍋牛運動二十週年，我的感言就是『痛恨政府』！」李幸長痛罵，二十年來政府沒有立法解決問題，依然縱容投資客、財團囤積房地產，造成供需失衡。而唯一能增加房屋供給、價格便宜，由政府直接興建的國宅，也已經停止九年。

危機二：全球排名第五長的工時

ＧＤＰ另一個常被挑戰的面向，就是無法衡量「休閒」的價值。在台灣，長工時、無止無境的加班，也成為另一個危機。ＩＭＤ洛桑管理學院的全球競爭力調查，台灣工時長度名列全球前五名，二○○七年全年工時達二二五六個小時，僅次於墨西哥、香港、南韓與印度。

長工時對生活品質的影響，最明顯的就是與家人相處時間變少。一位週工時將近一百小時的投資銀行副總裁，最大的心願是每週有一天能晚上九點前下班，只為了趕回去看「還醒著的女兒」，怕三歲的孩子不認得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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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賴在一家本土銀行從事業務工作近三年，月薪實領四萬元。忙的時候每天工作超過十二個小時，甚至週末還要加班。一家人見面機會往往只有早餐時間，即便是休息時間，也經常夢到工作的事而驚醒。「但閒的時候也不見得好，因為代表沒客戶，」小賴無奈地道出台灣人無論工時長短都壓力大的心聲。

工時長有何壞處？台大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辛炳隆指出，勞委會的工時計算內含加班時數長的外勞，可能會造成誤差。他認為，工時對勞工福祉的影響，不在於長短，而在於是否出於自願。不過，台灣工時長的確讓台灣勞工不願做在職訓練，因為沒時間。

危機三：低收入戶比例愈來愈高

除了看成長，還要看分配，窮人的比例已成為各國愈來愈重視的議題。

政務委員、台大社會系教授薛承泰指出，兩個指標──家戶所得差距倍數、低收入戶佔總戶數比例，皆是貧窮問題惡化的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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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年，台灣最有錢的五分之一家庭收入是最窮家庭的五．九八倍，但二○○八年就增加到六．○五倍。登記有案的低收入戶自二○○一年起增加了近三萬戶，佔總戶數比例也上升○．三個百分點。

「經濟成長時，低所得者財富增幅比高所得者慢；但一遇到不景氣時，低所得者的財富減少最多，」薛承泰說明，不論景氣好壞，窮人能從成長裡分到的好處都比較少。

譬如，二○○一年高科技泡沫，台灣經濟負成長，最窮的五分之一家庭所得減少，如果又遇到物價上漲，消費支出就容易超越所得，形成負儲蓄，這種現象已從二○○一年開始惡化。低所得者已難靠收入度過景氣寒冬，也因為工作可取代性高，容易失業，變成低收入戶，更使低收入戶數增加。

但主計處也表示，用家戶所得差距倍數來衡量貧富差距不完全正確，因為調查僅記錄當年經常性收入，並非家庭總資產。第一分位組中有不少是沒有收入的退休人口，「他們不見得貧窮，」主計處官員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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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如此，在低收入戶確定增加的情況下，為了減輕貧富問題，政府已進行社會福利金補貼以及弱勢者的職涯訓練。然而，為了解決貧富問題，透過稅制進行財富重分配也應為一大重點，但官員透露，在當前「減稅救ＧＤＰ」的思維下，推動稅改有一定難度。

ＧＤＰ數字背後的社會，依舊潛藏許多問題。做為單一指標的ＧＤＰ無法衡量社會全貌，本是先天限制，如何以多元指標取代單一指標的迷思，才是值得關注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