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快速進步和人群互動型態急遽變動之下,世代間的差異確實愈來愈顯著。
Z世代(有人定義為二○○五後出生的新新人類,但也有人提早到一九九七年)的生長過程發生過兩件世界大事,一是二○○一年的九一一事件,二是○八年的金融海嘯。在這樣的背景下,Z世代從小生長在危機意識瀰漫、青年失業率高漲的氛圍,跟他們的嬰兒潮祖父母和X世代父母充滿希望的時代大不相同。
另一方面,Z世代也是第一個隨著蘋果公司成長的世代。○一年蘋果推出iPod,○七年推出iPhone,Z世代對手機的依賴更甚於對父母的信任;一○年iPad問世,原本打鍵盤要十個指頭,現在只需動用到滑螢幕的一兩根手指。
因此不妨稱Z世代為「五螢幕世代」,電視、個人電腦、筆電、平板、手機,他們從幼年起就在這五種螢幕之間遊走,無論學習、娛樂或社交,都透過這些螢幕完成,不再依靠與人的直接接觸,可以說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個同時生活在真實與虛擬世界的原生世代。
相形之下,Z世代的父母X世代(年齡居於三十六至五十六歲之間)雖然也是這些科技發明的忠實客戶,但都是在成年之後困而學之,操作科技有如使用第二語言。甚至僅較Z世代年長十五至二十歲的千禧世代,也在青少年時期才接受蘋果科技、臉書的洗禮,隨著進入社會、成立家庭,雖仍出現在臉書,卻無暇追逐最新最酷的app。
不難想像,等到人工智慧、擴增實境、虛擬實境等下一波技術逐漸成熟時,誰是乘在第一波浪頭上的逐浪者?自然是Z世代。
世代職場態度大不同
科技發展影響訊息流動,訊息流動塑造社群關係,社群關係鞏固了價值觀念,最後終於形成社群的自我認同。當自我認同強大到相當程度,世代之間無可避免終將發生衝突。家庭內的衝突還可能因關係穩定得到緩和,但在職場裡,一個工作場域中常見三個世代共存。處理得宜,世代差異可以成為組織活力的來源;處理不當,必然形成生產力的絆腳石。
職場中,世代間的對立往往來自四個面向:
一、工作時間與工作地點各有所好。年長世代習慣固定的上班時間和場所,新世代因為隨時隨地可上網,作息起居又缺乏規律,因此傾向以任務為導向,不拘泥工作的時空。而對年長的世代而言,這正是缺乏紀律的表現。
二、在團隊內溝通的方式也不同。新世代習慣使用現代的即時通訊工具,快發快回,因此他們也期待收到對方的即時反應;對年長世代而言,過於簡短的回覆卻是缺乏深思熟慮的象徵。雙方不同的期望成為誤解的來源。
三、新世代熱衷採用視訊會議、專案合作軟件工具,或參加以任務編組的全球團隊;較年長的世代傾向召開面對面會議,或使用傳統的電話或電郵。即使是實體會議,年長世代習慣事先規劃,完善準備;新世代卻十分機動,開起會來速戰速決。
四、需要尋找外界資訊時,新世代可以在網路上窮碧落下黃泉,年長世代卻傾向就教於權威。新世代可以迅速地自學成家,年長世代卻受經驗所限,往往先要放棄過去所知所學,才能騰出空間接受新觀念、新思惟。
世代衝突為何蔓延
在一般企業環境中,雖然世代之間有以上種種衝突,但正式組織往往被賦予明確的使命和願景,新舊世代只要具備足夠的向心力,多半能化衝突為鞭策,追求組織的自我更新。但對任何社會而言,新舊世代的衝突卻經常根深蒂固,又缺乏適當的機制調和,因此衝突逐漸累積,雙方終於失去信任,使衝突更為劇烈。
例如新舊世代對性取向的開放程度便天差地別,也對社會造成衝擊。傳統社會是否能接納由非傳統兩性關係組成的家庭?台灣雖然對同性戀相對開放,但碰到同性婚姻的法律問題時,代表多元開放的新世代和自認衛道的舊世代,便不免產生難以消弭的對抗。此外,新世代也期待這些少數族群得到社會完整的平等和尊重,因此公共廁所、產假、工作機會等複雜議題,一一浮出水面。
世代衝突更大的來源是資源配置,包括社會福利、工作機會、稅收、國債、退休金、甚至自然資源的保護或開發,新舊世代幾乎處於零和的對抗狀態。
當高齡世代延後退休,不免讓新世代的高失業率雪上加霜;當政治人物以減稅政見向高收入的年長世代買票,國家只好發行國債,留給二十年後的年輕世代買單;當政府年金政策有所偏差,必然造成三輸局面;當年老多病的舊世代導致健保破產,新世代未來只能享有較差的健保福利。
零和對峙既然如此難以協調,許多人開始探討世代間正義、甚至世代會計的觀念,希望建立一個能處理世代衝突的理論架構。
時間如大河,世代的浪頭來時無可阻擋,去時無可挽留,時間永遠站在新世代這一邊。當新舊世代失去彼此信任時,無論舊世代如何抵擋、阻礙、對抗,新世代終將勝利。家庭如此,職場、社會亦然,未來必屬於新世代。
也許舊世代該先走出固守的碉堡,對新世代多一分了解,多一些協助,多釋放出一些資源,建立雙方互信,這樣也許還有點機會,將舊世代所珍惜的價值觀念傳承下去。
聚焦產業新知、管理心法,企業轉型再成長的必備讀物
聚焦產業新知、管理心法,企業轉型再成長的必備讀物
請查看您的信箱,我們將寄送驗證信給您,確保未來信件會送到您的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