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風險．高報酬　CEO下台風吹到台灣

起飛前，空中小姐關機門時不要往後看就好了。假如忍不住回頭，就會想，我留了一個工作和許多朋友在這裡……。」
　許景崧前年上任花旗銀行台灣區消費金融負責人，去年轉任群益證券總經理，他十四歲大的兒子念過十所不同的學校。過去二十年都在跨國公司擔任專業經理人的許景崧，形容自己在全球轉戰的代價是「沒有朋友」。
　「去年底，亞瑟科技二次調降財測時，我覺得自己應該請辭，負起責任。CEO沒有什麼藉口，接受這個職位時，已經承擔所有的責任。沒有人強迫你當CEO，做不到的時候就要負責，」二月份剛剛上任的台林通信總經理陳德義博士，回憶過去這一段失敗的經驗。

愈來愈多CEO下台

　當一個企業的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執行長），不再是表面的神氣風光。
　根據英國《經濟學人》報導，今年二月，美國大企業的CEO，有一一九人下台，這個數字比去年同月高了將近四成。而正當這期《經濟學人》還熱騰騰地躺在架上，雅虎、美國安泰、網威（Novell）的CEO，也在一週內相繼宣布下台。
　隨著景氣惡化，這樣的新聞愈來愈多……。
　在台灣，大型企業多以家族形式經營，雖然看不到CEO因為經營績效不佳，像走馬燈一樣地更替。但「CEO」的頭銜在台灣，也已經不是一個職場生涯的「免死金牌」，而是隨時有可能捲舖蓋走路的職位。
　打開三月三十日台灣的報紙，同一個版面就看到：華僑銀行總經理張慶堂提出辭呈、和信超媒體新執行長由張安平接手、裕隆集團執行長徐善可則出任民生科技董事長兼總經理……。
　這些新聞標題隱約透露出一個趨勢：在競爭激烈的知識經濟時代，CEO不但面對前所未有的快速競爭，職業生涯也充滿風險。《哈佛企管評論》去年夏天的一篇文章，就觀察到這樣的現象，稱之為「CEO換人大風吹」（CEOchurning）。
　MIT史隆管理學院教授庫拉諾（R. Khurana）的研究指出，在美國，一九八五年以後上任的CEO，被炒魷魚的次數是一九八五以前上任的三倍。波士頓一家企管顧問公司也統計，一九九五年後，美國一百大企業的CEO，至今超過三分之一都已經下台。

CEO一年當三年用

　為什麼CEO下台蔚為風潮？科技的發展，讓空間和時間的距離都被壓縮，企業競爭更全面性，CEO的「耗損率」也跟著提高。
　在跨國公司服務二十多年的許景崧形容：「白天做完亞洲公司的事，晚上還要和美國總公司打越洋電話。」
　資本市場無疆界，也讓金融業的CEO沒有真正喘息的機會。每天早上七點準時開亞洲區的市場會議、晚上和歐美的研究員或是客戶連線……，這是前任美林證券台灣分公司外資及研究部總經理谷月涵例行的工作模式。
　而負責購併或是跨國募資的投資銀行家，甚至必須坐著協和客機在兩大洲間當日往返。
　許景崧認為，CEO的壽命和工作時間，過去和現在是一樣的。但是，現在卻得把一年當三年用，「工作得像一條狗，」許景崧脫口而出形容。
　為了「搶時間」，實踐「一年當三年用」，CEO得調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怡富集團台灣區負責人許立慶，家裡就住在公司附近十分鐘的距離，「我每天七點半上班，晚上七、八點回家，時間掌握得很精準。」
　台林通信總經理陳德義以前在亞瑟上班的時候住台北，今年到台林通信就搬到桃園，家人則住在舊金山。「公司在哪裡，我就搬到哪裡，出差到矽谷的時候，我都不用住旅館，」陳德義理所當然地說。

組織扁平提高管理難度

　這一波CEO離職風潮，在網路公司的泡沫破滅達到高峰。
　歐洲，單單二月裡，就有四家知名的網路公司CEO請辭。三月，雅虎的CEO庫格（T. Koogle）下台，也讓所有的網路公司CEO如坐針氈。
　雖然網路公司的CEO職位難保，但是他們只佔這一波CEO離職人數的兩成。
　最近這十年，企業競爭環境的改變，才是讓CEO的位置愈來愈難坐穩的主要原因。
　《經濟學人》指出，一九九○年初開始的企業組織重整，讓CEO「領導」的難度大大提升。
　組織重整後，企業變得扁平，CEO管理的範圍因此變寬、變複雜。九○年以前，CEO之下，通常只有三、四位高級主管直接報告業務。但是九○年以後，平均每位CEO要直接面對八、九位主管。
　怡富集團台灣區負責人許立慶也深有感觸：過去有中間幹部蒐集資訊，協助做許多決定。但是現在流行「去中間化」，等於是把CEO放在最前線。

犧牲，是CEO的附屬品

　組織扁平化，讓CEO在面對無形的管理挑戰上，範圍、難度都提高。全球化，則讓CEO必須面對有形市場版圖日益擴大的挑戰。
　譬如，在全世界飛來飛去的生活，已經變成CEO工作的一部份。
　瓊斯（C. Jones）是智威湯遜廣告公司前任CEO，今年四十五歲，一月，他辭去CEO的位置。因為在一趟紐約到日內瓦的飛行旅程上，突如其來的靜脈深度血栓症（俗稱經濟艙症候群，DVT）讓他差點致命，也讓他重新思考生涯的意義。
　長途飛行的疲勞、犧牲和家人共處時間……，成為CEO職位的附屬品，但不是所有的CEO，都願意被這樣的生活形式支配。
　四十二歲的陳薇薇，去年十一月放棄中國大陸最大的廣告公司盛世長城（Saatchi & Saatchi中國分公司）總經理職位，回到台灣擔任聯廣總經理。因為她覺得，事業和親情的輕重很清楚。
　「最近我爸爸的身體不好，每次他住院，我一定會飛回來。在飛機往返頻繁的過程，我突然想到，或許應該回台灣陪他。我很害怕有一天，萬一有什麼事情的時候，不在他身邊……，」陳薇薇認為這不是一個困難的決定。
　個性爽朗、講話很快的陳薇薇很坦白地說，直到現在，接到在大陸同事或是朋友的電話、電子郵件，心裡還是很「澎湃」。
　「但是我一點也不後悔，」這是陳薇薇身為CEO的抉擇。
　另外，《經濟學人》也認為，科技革命的變化速度太快，也讓許多企業考慮重新選擇年輕、願意接近科技、了解網路發展的CEO。路透社就在去年七月，讓四十一歲會寫軟體的律師葛洛瑟（Tom Glocer）擔任新的CEO。
　在台灣，也看到愈來愈多的第一代經營者退位，讓年輕第二代接班，迎接網路挑戰。
　《經濟學人》還指出，最近幾年的購併風潮讓CEO的位置變少，也是CEO換人大風吹的原因之一。當兩家公司變成一家，CEO就只能從兩個變成一個。雖然在過渡期常常有「共同CEO」，但最後總是有一個要夭折。
　而且CEO的風險不僅僅只是在購併當時。購併後，不管是股東、員工或是顧客，都理所當然期待這家公司的表現要更好。CEO假如不能在短時間內拿出漂亮的成績單，購併後，位置反而更難坐。
　在這些風險下，CEO愈來愈不好當，下台的機率當然提高。

競爭環境丕變的恐慌

　著名的趨勢策略顧問大前研一在新書《看不見的新大陸》，描繪CEO最擔心的「未來競爭」。
　大前研一認為，未來再也無法對競爭下定義。
　因為競爭方式五花八門、瞬息萬變，競爭的腳步和不確定性都會急速增加。競爭對手會在你毫無頭緒的情況下出現，很快的獨領風騷，然後又馬上消失無蹤。
　「商業環境變得有如圍棋一樣，正當你的黑子不斷前進，以為自己離成功的目標不遠，突然間形勢一變，卻發現自己完全地被白子棋團團圍住，」大前研一在書中指出。
　CEO在夜裡，也被這樣的夢魘所困擾。
　許立慶雖然上班時間很長，但是他還是拚命閱讀最新的資訊，期望可以比別人領先一步掌握趨勢。他朗朗上口談論的是最新的《財星雜誌》、《哈佛企管評論》報導的觀念。他也深深同意經濟學大師梭羅提出的觀念，「未來CEO最重要的夥伴將是CKO（知識長，Chief Knowledge Officer）。」
　許立慶認為CKO變得這麼重要，反映出現代CEO對掌握趨勢的恐慌。「我自己就常常很擔心生意愈做愈大……，但一夜間，卻發現過去的優勢不但被取代，還變成劣勢，」許立慶擔心地說。

天文數字的薪資報酬

　隨著專業經理人制度愈來愈普遍，情感因素被徹底去除，CEO的生涯長短，將完全建立在業績和股價實際的表現。
　許多企業的董事會，愈來愈喜歡從外面找尋夢幻CEO。董事會把夢幻CEO視為公司反敗為勝的絕地武器，願意付出高昂代價。
　四月中旬，美國《商業週刊》公布，兩千年企業CEO的平均年度報酬為一千三百一十萬美元。其中高居榜首的是花旗銀行共同CEO李德和魏爾，他們每人的年報酬都超過兩億美元。
　根據美國總工會（AFL︱CIO）估計，一九八五年時，CEO的平均薪資是藍領階級的四十二倍，但是到一九九九年，卻暴增到四百七十五倍。
　CEO領天文數字的薪水是不是值得？在CEO的眼中，這些高昂的薪水，其實是已經將失業的風險加給計算在其中。
　「現代CEO就像職業球員，」許景崧說。
　職業球員的尖峰生命很短，容易受傷、耗損率高。許景崧進一步解釋，在一家公司當副總經理可以當三十年，當到退休。但CEO可能只有三年的壽命，再高的薪水也只能拿三年。
　的確，一家公司願意付出天文數字請外來和尚，一定是期待實際的業務成長。當CEO沒有理想表現的時候，企業就變得毫不留情。
　陳薇薇在盛世長城當總經理時，和總公司是兩年一約。「續約，代表你的表現不錯。總經理的表現就是業績、就是數字，」陳薇薇說。
　專業的CEO不需要公司給標準，自己心中就有一把嚴格的尺。
　今年二月才剛到台林通信，陳德義心裡也有一個時間表，他認為在一年到一年半之間，必須做出一定的成績，不管是實際的業績或是公司的改造成果。「假如號稱自己是專業經理人，就必須有這樣的紀律，」陳德義說。
　新的CEO上台，通常代表一家公司改革的契機。隨著環境變化愈快，不管董事會或股東都對CEO的耐心愈來愈少，他們期待用天文數字請來履歷漂亮的CEO，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讓公司反敗為勝。
　CEO也同樣感受這樣的壓力。許景崧明確地說，CEO到職半年後，假如看不到實質的改變，CEO會逐漸從主動變成被動。花很多時間檢討過去，而不是放眼未來。這樣的發展趨勢會讓CEO從「part of the solution」（解決問題的方法）變成「part of the problem」（問題本身）。
　因此，對於CEO來說，無法對公司有正面貢獻時，如何下台，也變成一個重要議題。
　許景崧認為，專業的CEO不會等到公司把你趕走，還沒到那個地步的時候就要「自行了斷」，建立一個理性的「退出機制」，讓公司和自己都有尊嚴。
　這個理性的退出機制，就是CEO心中的那把尺。
　CEO的表面風光下，隱藏了這許多不足為外人道的辛苦。為什麼還是有這麼一群人樂此不疲、愈挫愈勇？
　四十二歲仍然單身的陳薇薇說這是一種「嗜血性」。陳薇薇認為目前仍然單身，主要的原因就是對職場的企圖心。陳薇薇承認，愛情和事業相比，對事業更積極，因為事業當中可以掌握的部份比較高，獲得的樂趣和享受也比較多。「事業的魅力不是成功而是學習，學習過程中，可以無止盡探索以前不會的能力，」陳薇薇很有精神地說。
　離開美林證券自行創業的谷月涵，目前是月涵投顧總經理，創業承受的經營壓力比以前在大公司更大。創業一年多，正好遇到全球股市崩跌，為了對得起股東，直到今年四月，才第一次領薪水。沒有時間運動、休假，生活品質變得很差。
　但他還是認為，人生只有一次，工作上的成就，是人生很重要的意義，「事業成功，人生才沒有白過。」雖然忙到沒有時間泡熱水澡，谷月涵還是認為很值得。
　不管CEO是「嗜血」、或是尋找生命的意義，CEO的血液中都流著不服輸的基因，積極尋求屬於自己的生命認同，同時愈挫愈勇。
　捷克著名的小說家米蘭•昆德拉，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一書中呈現的觀念，或許可以有一個比較哲學的結論。
　「我們將選擇什麼呢？沈重還是輕鬆？世界分成對立的兩半，一半是積極的，另一半是消極的。積極和消極的兩極區分實在幼稚簡單，至少有一點難以確定，哪一方是積極？沈重？還是輕鬆？」
　CEO上台、下台，是沈重？還是輕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