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瑞祥：教育政策　不可不「物質」

人人皆能適才適性，是一種無視市場現狀的理想狀態。例如，想以畫畫維生的人可能高達五％，但台灣的繪畫或插畫市場只能允許一％的人生存；因此，只有最優秀的一％能存活，其他四％的人都只能放棄，去找其他足以餬口的工作。

更甚者，每份工作所能創造的價值不同，帶來的物質生活也有落差，而反過來影響了每一個人自我探索興趣、發展能力的過程。例如，我可能對律師的工作內容沒有興趣，但我知道我能做得來而且我想要這份工作，只因為我對律師的高收入充滿「興趣」。

問題是，物質生活的優渥程度，是個非常強大的誘因。絕大多數人可能不見得有什麼遠大的夢想，但都期待過著更好的物質生活——這也意謂著，熱門科系與熱門學校是很難避免的事。

政府只能設定技職體系與大專院校各科系的人數比例，但改變不了就業市場的複雜性，就像我們可以平等地尊敬每一種行業的人，但卻無法期待所有人拿到平等的薪資待遇。

廣告

因此，高教制度在「訓練人才」外的另一個重要功能，就是「篩選人才」，決定誰可以念某些學校與科系——篩選意謂著「判別優劣」，脫穎而出者自然就稱之為「菁英」。我們所能選擇的，只有該不該給予這些菁英特殊「訓練」，以及這些訓練的內容應該是什麼。

回到「高教政策」的本質來看，菁英應該是支撐政治決策、經濟運作，以及學術研究的中流砥柱。因此，菁英教育應該要高度接軌產學，讓他們能在投入各領域後迅速成為「即戰力」；這意謂著，篩選與訓練菁英的思惟，都應該緊扣著「如何對社會產生貢獻」。

菁英教育三大問題

以產學巨大的落差看來，台灣的菁英教育顯然出了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台灣產業轉型政策不夠明確。

我們都知道台灣需要轉型，但到底要轉去哪、怎麼轉，卻沒有一套完整的執行方案。菁英教育政策理當是這些執行方案中的一環，但大方向不明確，菁英教育自然也就無從改革。

廣告

台灣的升學模式強調記憶及精熟練習，但這些能力在出了社會之後，卻沒有太大用處。在這變動的時局，我們更需要充滿彈性、具有強大環境適應力的人才。

然而，環境適應力可能與人格特質更加相關，與學科成績無關——如果要篩選出這些人才，恐怕得提高面試在升學評分的比重。但一旦提高面試比重，又會面臨「公平性」的問題。

此外，台灣訓練模式也相當老舊。台灣教育的「生產線式教學」，好處是容易複製教學過程、評估教學成果，但缺點就是只能培育出大量擅長回答正確答案的學生。我不認為這種教育模式不好，特別是基礎的十二年國民教育，如果不採取這種模式，根本不可能執行。

理論上，高等教育可以採取更具啟發性的教學，但台灣的大學入學門檻太低、學生人數相對太多，還是難逃「生產線式教學」的結果。

第二個問題是，台灣人始終把「資優教育」跟「菁英教育」混為一談。

廣告

雖然兩者的對象可能有所重疊，但本質畢竟不同——前者的目的在於開發資優生的潛能、解決資優生精神性與社會性的問題，是一種特殊教育；後者的目的在於篩選並訓練未來能供產業所用、對社會有貢獻的中流砥柱，是國家人才培育政策的核心。

台灣的資優教育很弱，菁英教育的思惟又停留在半世紀前，自然讓人無所適從。

第三個問題是，台灣人始終把「教育」跟「教育政策」混為一談。

教育可以很「人本」，但是教育政策不可能不「物質」。為了活下去，誰不是拚盡全力讓自己脫穎而出？只要市場經濟、就業競爭存在一天，就沒有所有人都適性發展、不需要面對競爭壓力的一天。

所以，菁英教育應該存在嗎？這個問題，我們該反向思考：如果一個教育制度無法篩選出能對國家社會有所貢獻的「菁英」、甚至與國家發展政策完全不接軌，我們該容忍這種教育制度嗎？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