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媒體對中國拉警報

而且，在中國談薪資，講的都是扣除稅金、社會保險費後，實際的純收入，以上海來說，對每名員工的人事費用負擔是純薪資的一．六倍，如果純薪資是十三萬日圓，公司實際人事費用為二十萬日圓，「與日本大學畢業生領的薪資相當，」《日經商業週刊》指出。

「六○％的台灣企業為找員工傷腦筋」、「廣東省的香港企業，因勞動力不足而叫苦連天」，從去年後半年起，華南地方的報紙就頻頻刊出工廠缺「民工」（沿海地區稱呼來自內陸地區的勞工）的消息。

民工歸鄉缺工問題浮現

原因是外資企業大舉投資建廠開工，造成勞動密集型的產業如玩具和紡織業，發生勞工短缺，生產線停擺，延遲出貨的問題。

不過，外資企業不斷增加的廣東省只需要三千萬名勞工，為何在擁有浩瀚人口十三億的中國市場裡，還會發生缺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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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陸經濟發展起來，不少外資企業伸向內陸投資設廠，使得不少來自內陸的勞工，選擇薪資低一點但物價便宜多的老家去找工作，」Mabuchi Motor香港法人北橋昭彥社長認為。

廣東經濟佔中國工業生產額六分之一。推動廣東經濟的一千三百萬名外地來的「民工」，打起包袱歸鄉的人數，愈來愈多。

「最大的原因是惡劣的勞動環境，」《日本經濟新聞》專欄報導指出，民工中有三成沒與企業訂定正式的雇用契約，包括年金、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在內的社會保險加入比率，只不過五～六成。

一位在深圳工廠上班的男性民工就吐露心聲，「真正拿到手上的，和在老家工作拿的，差不了多少。」

在深圳有兩座工廠，江西省一座工廠，員工總數一萬六千人的Uniden，去年年初原本預定增加四千名員工，目睹缺工情況日益惡化，一方面改善現場生產力、另一方面轉移到人事費較低（最低薪資四三○○日圓）的江西工廠生產，同時投入二十億日圓增設自動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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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中國做為生產據點到底是不是Best（最佳選擇）？」Uniden董事市川成表示。

而家具連鎖店Nitori，則放棄投資中國的想法，選擇在越南開廠，「越南人工費是中國一半以下，以人工費來看，中國不再具備優勢，」Nitori社長似鳥昭雄認為。

二○○三年，投資佔中國ＧＤＰ的四四％，反觀日本顛峰期的一九七○年，則為三九％，中國近乎異常的高投資比率，「不但引發投入資本的效率惡化，更是呆帳的溫床，」《日經商業週刊》指出。

另一方面，以都市為主的投資和消費的爆發性成長，對照中國國家統計上消費的低迷現象——二○○三年經濟成長率一二．六％中，消費貢獻度是四．三％，而且一九九八年和二○○二年還分別出現二十五年來的第一、第二低。

兩極化經濟

「兩極化經濟」——只有一部份的國民在短期之內收入增加，大多數國民卻感受不到生活水準的提高，是解釋統計與實際情況差異的唯一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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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慶市為例，有能力購買約六百五十萬～一千三百萬日圓高級住屋的人，不是公務員就是外資企業的上班族。農民卻住在破舊土屋，收入差距百倍以上。

在重慶，一月上旬，百名工人群聚連接重慶市中心和重慶飛機場的主要幹道上，抗議國營企業「幾個月沒付薪水，公司幹部任意賣掉公司土地，放進自己的荷包裡。」這樣的抗議每個月有一、兩次，嚴重影響都市機能。

這樣的抗議活動，在內陸各地頻頻發生，人口三十四萬人的四川省漢源縣，二○○四年十月爆發兩次人數好幾萬人的農民暴動，抗議地方政府官員和土地開發業者勾結。從十年前就以低價強制收買農民土地。也就是所謂的「失地農民」，群情沸騰，甚至連趕赴現場的四川省委書記張學忠也被挾持為人質。

二○○三年上訴到最高人民法院的農民陳情案件，高達三百九十七萬件，失地農民人數超過四千萬人，因為水力發電所的建設，每年增加兩百萬失地農民，「暴動預備軍也在增加中，」《日本經濟新聞》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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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做為市場或生產據點，對日本經濟都是不可或缺，排除萬難飛奔中國的想法，「是最應該自我警惕的，」《日經商業週刊》一改以往看好中國未來發展的論調，如此報導。

該刊還建議日本政府應該思考，當中國泡沫經濟破滅時，如何保護投資者的資產和權利，並適宜地提出具體做法，讓日本企業在中國投資，能在ＷＴＯ的遊戲規則下獲得保障。

因為「這是與一黨獨裁國家來往，最低限度的風險管理，」《日經商業週刊》說。相信這樣的建議，也值得台灣企業參考與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