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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拿來形容台灣離岸風電的發展，堪稱貼切。
2016年，蔡英文政府將離岸風電列為能源轉型與產業轉型雙引擎，有明確能源轉型政策吸引國際開發商，也推出產業在地化政策。
那是個樂觀的年代。沃旭能源2016年選台灣作為進駐亞洲的首戰場，短短兩年半內有超過10家開發商前來卡位。
10年後的今天，卻是外商離開的，比留下的多，還造成一家公司下市。
6月23日，綠能指標股森崴能源因子公司富崴能源承攬台電離岸風電二期工程鉅額虧損，導致淨值轉負，將終止上市。
去年森崴能源虧損近159億元，今年首季再虧18.5億元，淨值轉負。會計師出具「持續經營能力存在重大不確定性」的意見，引發銀行緊縮授信、提前回收貸款，累計抽銀根超過35億元。
下市前一天，森崴能源董事長郭台強公開向股東致歉。他也在媒體專訪中坦言，以資本額僅27億元的森崴承接數百億元規模的離岸風電工程，「像小孩玩大車，」低估了產業風險與資金需求。
這家2021年底以每股104.4元風光掛牌、股價最高超過170元的明星股，為何在不到5年內跌落谷底？
故事從6年前說起。
富崴能源2020年得標台電第二期風場，原本預計2025年發電商轉。台電標出金額628.88億元，承攬統包工程與5年運轉，年供綠電相當於24萬戶家庭用電。
如今，儘管海上風場31座風機的水下基礎已裝好，完整風機卻只有一支，還有30組數十米高的風機塔架堆在台中港碼頭，成為許多攝影同好取景勝地。
森崴虧損原因為何？三大問題解析
在年初的獨家訪問中，半年前辭職的森崴前總經理胡惠森，將問題歸結於3個「運氣不好」。
首先是合作伙伴出狀況。
台電離岸二期招標了一年多，流標8次之後由富崴能源標下，原因是找到了新加坡的特瑞斯海事（Teras Offshore）合作。
但特瑞斯海事卻在得標一年後因財務問題破產清算，原本掌握48條船的海事工程團隊退出，使森崴失去關鍵的海上施工能力。
「那時候到處求爺爺告奶奶，」胡惠森說，好不容易才找到澳洲一家造船中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巨人號與拓進者號大型風機安裝船。
「我們幾乎是拜託對方把船留在台灣，因為我們深知台灣一定要建立自己的大型工程船隊，才能掌握未來離岸風電的關鍵能力，」他解釋說。
第二大衝擊，是新冠疫情。
「本來以為疫情會跟SARS一樣、幾個月就結束，」胡惠森回想說，結果疫情期間冗長，造成全球供應鏈中斷，船舶、鋼材及各項原物料價格大漲，工程進度受嚴重影響。
更致命一擊，是俄烏戰爭，「離岸風電工作船全跑到歐洲。」台電二期離岸風場僅31支風機，規模偏小，若非支付極高成本，「工作船根本不願意來。」
但承辦政府標案的風險，就在缺乏彈性。追加價格增加太多，台電無法承受；報價太低，承包商必然虧損。
「我們只好自己吞下來，」胡惠森說。
過去6年，歷經疫情供應鏈危機、俄烏戰爭及通膨衝擊，成本增加幅度遠超過預期。胡惠森指出，森崴去年原本提的追加費用約為原契約金額的36.7%，增加成本超過207億元。
經向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申請調解，4月17日台電僅同意支付55億多元，可說是杯水車薪。
森崴為何承接高額風電工程標案？
走過這遭，胡惠森認為，當國際情勢發生重大變化時，若所有風險均由承攬商單方面承擔，不僅不合理，也不利產業長期發展。
儘管有運氣不好成分，業界不少觀察者也指出，森崴的管理確實有未盡完善之處。
根據了解，過往曾發生過台電多次要求富崴提交工程進度報告，富崴工作人員卻把公文收在抽屜，直到台電多次發文催促，驚動胡惠森，才發現「怎麼進度報告都沒交」。
不可諱言，森崴當初會標下金額比公司股本20多倍的工程，的確是場豪賭。
「森崴當初為什麼會去標？那時候做風電水下基礎的世紀鋼訂單很多、股價又狂飆，大家都想當第二個世紀鋼，」台灣尼阿斯亞太再生能源與永續顧問總監黃敬文說，在政策推動下，企業曾相信離岸風電是一條穩定成長路徑。
然而，台電「離岸風電2期計劃風場財物採購帶安裝案」把海上跟陸上工程綁在一包的複雜度卻前所未見。
「台電一開始就不該把風機及水下基礎等海事工程弄成一標，」一位參與離岸風電多年的業界人士評論。據了解，就連台灣最具大型工程整合能力的統包商中鼎都評估，最少需準備100億元週轉金且風險太大，不敢投標。
「只有初出茅廬的森崴、可能受到『國家隊』口號的鼓舞，才敢去標，」他說。
台電標案如何將風險轉嫁給廠商？
但問題全在森崴身上嗎？也不盡然，台電的標案邏輯，是把大部份風險轉嫁到得標廠商身上。
「好比我們想嫁女兒，拋繡球很多次都沒人來，」台電前副總經理徐造華生動形容，「如果不能嫁一個喜歡的人，至少嫁個有錢人吧，有充足資金比較容易成功，」他解釋當初的想法。
更重要的是，台電希望台灣開發商能累積工程能力，「如果未來風場要自己維運，我們不能什麼都不懂。」徐造華也開先例，成立了離岸風電專案辦公室，讓台電和國際風險管理機構挪威船級社（DNV）的人一起學習。
然而，拋了多次繡球後，以為找到大財主，挑戰卻遠比當初想的還艱鉅。
胡惠森指出，施工過程還必須兼顧海洋生態保護。例如打樁工程期間，需設置氣泡幕降低水下噪音，以保護中華白海豚等海洋生物。依規定配置海豚觀察員，當日落後無法有效觀察時，打樁作業即須停止。
此外，離岸施工高度依賴大型工作船，租金成本十分驚人；再加上台灣海域受東北季風影響，每年適合施工時間僅6個月。
更別提冬季待命成本。由於台電要求船舶必須持續待命，以便天候轉佳時立即施工，導致船隊空等數月，待命成本即超過8000萬美元。
政策轉向：對離岸風電態度，從支持到放生
除了工程成本暴增，政治環境變化也有影響。
「過去離岸風電在地方遇到困難，中央政府還會願意協助，」黃敬文說，最明顯例子，就是2018年，在彰化縣政府不給許可情況下，隔年經濟部還是發了專案籌設許可給沃旭能源等開發商。
但今年，法國電力能源公司（EDF）風場計劃遇到類似狀況，地方政府不積極支持，但中央也未積極介入。籌設許可拖了兩年沒下文，EDF只好無奈撤出，團隊幾乎解散。
社會氛圍也大幅轉變。「反對黨一直講離岸風電很貴、效率差，大家開始不支持，」黃敬文說他回到彰化家鄉，親戚都說「這都是騙錢的東西。」
當能源轉型從政策共識變成政治爭議，好生意變成不確定性。
然而，這場悲劇，森崴並非完全沒責任。
「森崴高層當初也對自己的能力太過樂觀，沒把風險轉嫁出去，」不只一位離岸風電業內人士如此評論。這與郭台強受訪談到的「小孩玩大車」觀點一致。
台灣離岸風電未來挑戰與併網進度
即便付出巨大成本，部份業者仍認為這段經驗具有意義。
「台灣的風電猶如金礦，如果都是外國人來開採，台灣卻什麼都沒學到，這也不對，」胡惠森說。
他也指出，台灣擁有龐大的保險資金、勞退基金與民間資本，但長期以來對離岸風電基礎建設參與不足。若無法建立本土產業鏈與自主能力，台灣將難以在未來能源轉型與海洋工程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
下個問題是，這座命運多舛的風場，能被蓋完嗎？
針對工程進度，台電指出，離岸二期已完成陸域、海事等各項核心工程，包含風機基樁、水下基礎、海陸電纜、海上變電站。
但台電也坦承，31部風機中，仍有30部風機吊裝作業以及部份風機間海纜鋪設有待完成。台電強調，將持續與富崴商議處理，以今年完成併網為目標。
「離岸風電外在環境變數多，開發商必須具備高度能力與空間承擔風險，」台電最終如此。
然而，台電當初會讓富崴得標，顯然也是認為富崴確實具有承擔風險的能力與空間。如今看來，也可能是誤判，畢竟誰能料到疫情與戰爭帶來的通膨風險如此巨大。
也許，台電與森崴當初都過度樂觀了。
台中港碼頭上堆著的風機塔架，象徵的是台灣能源轉型的一次集體試錯。
而森崴的下市，更意味著台灣離岸風電進入了一個驚濤駭浪的階段，民間企業一不小心，可能就會撞到冰山而沉船。
（責任編輯：宋玟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