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假上路，卻沒有老師敢請！台灣的教育體系，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這是台灣教育史上第一次，用法規承認教師有權利說「我今天需要休息」。

這是好事。但好事走進學校之後，撞上了一個沒有人預先說清楚的問題：

代課，到底該誰來處理？

先把法規說清楚：三種方式，沒有誰一定要先

很多學校的混亂，其實來自對法規的誤解。

根據現行規定，教師請身心假期間，課務處理有三種方式，並列適用、沒有優先順序：

• 老師另定時間自行補課

• 老師經學校同意後，委託合格教師代理

• 由教務處安排合格人員代理

這三種方式的設計邏輯，是充分尊重請假教師的實際需求。狀態還好、有餘力自己安排的老師，當然可以自行處理；但如果真的找不到人，學校必須介入協助。這是底線，不是選項。

關鍵在這裡：

學校不可以要求老師「一定要先自己找代課老師」。

這個做法已被明確認定違反法規精神，不得將排代課責任強行轉嫁予請假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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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課費的部分同樣清楚：費用由學校核支，不得要求教師自行負擔。教育部也已補助代課鐘點費，國立學校全額補助，地方學校由教育部與地方政府各承擔一半。

法規已經把這些說清楚了。現在的問題，不是法規不夠，而是這些規定還沒有真正走進每一間學校的辦公室。

那為什麼還有這麼多老師不敢請？

數字說明了現實的落差。

根據台北市教育局統計，身心假上路後，實際請假的教師占全體比例僅約6.64%。

這個數字，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

• 第一個角度：制度還沒有被正確理解。

很多老師以為身心假是「心理出了嚴重問題才能請」，但這個假別的真正定位，是一種預防性的喘息空間。在狀態還沒有崩潰之前，給自己一個喘息的機會。

心理疾病應該請病假；身心假，是給那些還沒病、但已經很累的人用的。從這個角度來看，6.64%不是太低，而是這個假別的定位，還沒有被大多數老師內化為日常可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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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角度：文化的隱性懲罰，比法規更有力量。

當請假意味著「我讓同事多上課、讓教學組多一個麻煩」，教師的道德良知會成為比任何規定更強大的枷鎖。身心假在制度上存在，在文化上卻因此被自我消滅。

最後的結果是：需要休息的人沒有休息，但多了一份「我本來可以休息卻沒有休息」的隱性消耗。

這兩個問題，都不是靠修法能解決的。

骨牌效應：當教學組長也需要身心假

這裡有一個更深的風險，很少人提到。

實務上，當老師請身心假，最後幾乎都是教學組在協調代課。這是現場最自然的運作邏輯。但有一件事值得我們認真想清楚：

教學組長本身也是教師，同樣適用身心假。

當代課調度的壓力持續累積在教學組身上，而教學組長又是壓力最集中的那一個人。如果有一天，他也撐不住了，也需要請身心假，會發生什麼事？

整個代課協調系統，會像骨牌一樣，一張接著一張往後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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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危言聳聽。這是一個「零緩衝系統」在承受持續壓力後，必然面對的崩潰路徑。

身心假的設計，保護了個別教師。但沒有人為「負責保護別人的那個人」，設計一道防護網。

現場決策邏輯

面對這個困境，我想分享一個在現場真正可行的思考框架。

• 首先，保留彈性，而不是把規則寫死。

行政的本質是服務。如果老師行有餘力、能自己找到代課老師，那當然很好；如果真的找不到，教學組再介入幫忙。

這個彈性，正是法規「三種方式並列、尊重教師需求」的精神所在。

把規則寫死在任何一端，都會造成傷害：強迫老師一定要自己找，是讓骨折的人自己搬擔架去急診；但把所有調度責任全推給教學組，則是讓另一群人替代第一群人承受壓力。

真正的解法，是視情況而定，由行政端保有判斷與介入的空間。

• 其次，面對教學組的超載，思考內部的人力彈性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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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內的人力固定，在上級沒有增補的情況下，幾乎沒有空間。但有一個相對可行的方向：評估學校是否有計畫性的委辦案子，例如上級委託的專案計畫，這類計畫通常配置有助理人力。在合理範圍內，可以思考讓這些助理人力協助部分行政工作，暫時分擔教學組的非核心業務。

這類做法確實存在一定的灰色地帶，不適合作為通案倡議。但在制度尚未給出完整解答之前，它是很多校長在現場必須獨自承擔的判斷：一種用現有資源接住現場需求的現實妥協。

• 最後，最理想的解法，是增補行政缺口。

除了補足代課鐘點費，還應該將衍生的行政負荷填補缺口，教學組的壓力才能真正被結構性地紓解。例如撥補行政人力協助調度（這是夢想，評估可能性幾乎是零），最認命的是撥錢下來給學校（至少主任不用只是情勒去找其他人力來幫忙）。

​幾乎每一所學校的校長心裡都清楚這件事的必要性。但在目前的財政與編制框架下，這件事很難快速發生。

​說清楚這一點，不是要讓人絕望，而是讓我們都知道：在等待結構改變的期間，我們正在用什麼撐著這個系統，以及這樣的撐法，還能撐多久。

兩所學校，十年後的樣子

想像兩所學校，十年後的樣子。

第一所：老師想請身心假，但文化氛圍讓人不敢開口，大家心照不宣地撐著，直到某一天，有人在辦公室裡崩潰，請了長達三個月的病假。教學組手忙腳亂，家長投訴，校長滅火。所有人都付出了代價，只是時間點延後了。

第二所：學校建立了清楚的代課彈性機制，老師請身心假時，視狀況由本人或行政協助處理課務，沒有人需要道歉，沒有人需要欠人情，也沒有人需要在最脆弱的時候，還要替學校解決行政問題。三年後，這所學校的教師離職率是全縣最低的。

這兩所學校的差距，不是預算，不是師資，不是校長的魅力。

是一個決定：當有人說「我需要休息」，這所學校準備好接住了嗎？

制度再完善，文化不跟上，還是走不動。一位校長公開說「我今天需要休息」，比任何政策宣導都更有力量。

一個硬撐著的老師，教不出一個會放手的孩子

身心假暴露的，不是教師的脆弱。

它暴露的是：這個系統，從來就不允許任何人脆弱。

三十年來，台灣學校的人力邏輯建立在一個沒有被說出口的假設上：「每個人都不能倒，所以系統才能動」。

這個假設從未被挑戰，直到身心假讓它無所遁形。

法規已經修了。代課費政府已經出了。學校不得拒絕假單，也寫進法條了。三種課務處理方式，也已經明確並列，不得強迫老師一定要自己找代課。

但6.64%的使用率告訴我們，法條走到校門口，還需要兩件事接力：

• 正確的認知

• 溫暖的文化

身心假不是給心理生病的人請的。它是給那些還沒病、但已經很累的人，提前喘一口氣用的。

這最後一哩路，需要教育部再加碼實質支持，需要每一位校長在學校文化上起帶領示範，在下一次有老師鼓起勇氣說「我需要休息」的時候，讓對方感受到的是：「好，我們來處理，你去好好休息。」

而不是一片沉默，和一支沉甸甸的手機，螢幕上停著同事的名字。

那個猶豫的3秒鐘，正在等待整個學校文化接住它。

（本文轉載自陳勇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