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國出版人張適之，第一次來到台北國際書展。台灣人習以為常的一切，從他眼中看出不一樣的風景。
對比中國和香港書展展場巨大空曠、中央擺著政治正確的書籍，台北書展熱鬧、包容、百花齊放。除了充滿創意的攤位設計，奇形怪狀的小誌、詩集，最令他衝擊的是宗教攤位，還有頌缽體驗，這在中國絕不可能存在。
「一個小小的台灣，何以能夠在出版上能釋放出這麼大的能量——相比於它的國土面積而言——形成這種欣欣向榮的局面？這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他在波士頓書評網站上寫道。
2026年，他再次現身台北書展，是受台灣飛地書店創辦人張潔平之邀，來台分享在東京出版的歷程。張潔平是中國江蘇媒體人，在西門町一隅開始了飛地，又一路把書店開到東京、清邁、荷蘭，和張適之一樣，把本該在中國扎根的思想觸角，延伸到海外各地。共同受邀來台的，還有在舊金山做中文出版的劉雁。
百萬銷量主管離職，做書為何不再開心？
2017年，在北京大型出版社擔任主管的張適之，動了念要離開中國。
他在這打拚20年，把出版業摸得通透，操盤過多本熱銷書籍。其中蜜雪兒歐巴馬的書，在他操作下熱賣百萬本。
拚得了安舒的房子和穩定的職位，他可以高枕無憂到退休。但是，有些事困擾著他。
「做書不開心了，」他說。在中國，出版社屬於國家，出書要通過層層審查，不能偏離愛國、正能量的主旋律。「我一年出1000種書，但我找不到意義，我不知道這些書跟我有什麼關係。」
最後一根稻草在2017年落下。一本中國歷史學者傅國湧的書版權到期，主題是主題是1949共產黨掌權後，中國知識份子的去留。當局不允許再版，即使他們奔走爭取，這批印好的書，仍成了廢紙漿。
另外，張適之想出版一本書，講中國東北城鎮化後，留下凋敝農村，卻被總編輯擋下，認為調性太灰暗。「少出一本書，可以保住同仁的飯碗，」總編輯勸他。
這些事踩到了張適之的底線。加上教育環境不利孩子成長，2021年，疫情正要在中國延燒，當時44歲的他，帶著孩子告別北京，落腳東京，想從零開始做出版。此時，他連日語50音都不會講。
中國出版人，在東京與舊金山重新扎根
另一位資深出版人劉雁更早入行，也更早感覺到言論自由倒退。每年都會有好幾種書禁止銷售，有的書都已印好，卻連校對、印刷廠工人都可以加入審查行列，隨便一翻，覺得不對就上報，書就完蛋了。2014年，她毅然離開中國，來到美國西岸。
初來乍到，有天她開車在高速公路上，四周沒有遮蔽物，景色突然開闊。「那時候有種衝擊，天和地那麼寬廣，你可以去任何地方，做想做的任何事情 ，那就是美國給我的感覺。這也是我決定開出版社的原因之一，我要充分利用這種自由 ，」她說。
張適之與劉雁，是中國近年言論緊縮下，選擇出走的知識份子潮之一。帶著滿身實戰經驗，他們想施展身手，做自己真正喜歡的書。
然而，從熟悉的文化中拔根而起的他們，想在看似自由的海外，重新扎根做出版，卻比想像中困難。
不論在美國或東京，讀中文書的風氣都不盛。劉雁記得街上一家掛著書店招牌的店面，卻在賣瓷器，中文書店也一間間關門。
憑藉原先的人脈，她出了前幾本書，但是似乎沒發揮影響力。「哪怕是有份量的嚴肅作品，都聽不到任何真正專業的回應。就好像一棍子打出去打在棉花上，沒有任何響動，感覺在孤軍奮戰。」
張適之更在東京碰壁。在東京多年的前輩勸他，「現在沒有人讀書，特別華人是不讀書的，你的書能賣掉100冊就很不錯了！」他沒聽進去，認為以自己能耐，混口飯吃沒問題。最早，他想試著出版日文書，語言卻成巨大障礙。他每天走去舊書街區神保町逛，想跟店員談書，卻發現自己說不出一個詞。他背著書，去羽田機場書店一間間推銷，全被婉拒。
「不單是語言的問題，更深層的是，要把書做得暢銷，最重要的是對社會的思潮、動態有沒有熟悉和把握。」一、兩年後，他認為自己絕無可能在此地做出版，準備放棄。
疫情後，這一切改變了。
疫情後「潤」出海外華文出版新商機
疫情期間，上海實行清零政策，許多人對國家絕望，出走海外，包含媒體人、作家、學者等。雖無正式統計數據，但2022年日本的中國移民，比前一年多出6萬；在美墨邊境，偷渡人口中則多出許多中國人。此外，劉雁觀察，新一批來自中國的美國留學生，經濟較前幾代更無憂，文化精神消費也增加。
在美國，讀書會、講座雨後春筍般冒出，華人書店一間間開幕。「海外人文空間的生態整個改變了，」劉雁說。她出版的《激流者》紀錄抗戰老兵生命史，即使用社群行銷仍沒動靜，卻在移居海外的調查記者柴靜做了一集訪談節目後，銷量大增。另一本書《民主啟蒙對話錄》，是李慎之、許良英兩位中國學者的通信集，新書發布會的主持人，是同樣移居美國的前BBC香港分社社長吳薇，迴響熱烈，帶動書籍熱賣。
「也不光是銷量，而是能夠得到真正認真的、有水平（水準）的回應，這非常重要， 」劉雁說。
在東京，張適之依然四處尋找機會，心裡已覺得無望。2023年，中國歷史學家秦暉，在東京大學辦講座，他也晃去聽。沒想到竟有3、400人出席，驚異之餘，他嗅到出中文書商機。加上當時，東京出現好幾間中文書店，甚至開在熱鬧的銀座。「我想，哎你們開書店不可能全賣咖啡吧 ！我可以生產一點書給你們去賣，」2023年，他很快將當初在中國化成紙漿的傅國湧書稿，在東京出版，並一本本接著出下去。
張適之觀察這群新冒出來的讀者，「他們可能跟我一樣，40幾歲拖家帶口來東京，第一特點是年紀大、日語不太好，第二是在中國都有數十年工作經驗，有社會閱歷和經濟基礎，我強烈感受到他們的精神文化需求。」
大家討論思想、討論書，海外華人社群的巨大轉變，讓出版業、媒體業等環環相扣，興旺起來。
拖行李箱賣書的幸福出版人
隨壹嘉出版社名氣打開，愈來愈多人找上劉雁。許多人不是專職作家，卻帶著無法在中國述說的珍貴故事前來，例如國共內戰後艱難逃離至香港的人、文革時期跳樣板戲的芭蕾舞者、赴美受訓卻因空難身葬異鄉的空軍等。
在中國，許多歷史被刻意遮蔽、省略，或扭曲。「 這種情況下，個人的歷史記錄更重要、更有力量，有些能填補空白，有些能糾正原來錯誤的記錄，這是非常有價值的，」劉雁說。
張適之則說自己是「最幸福的出版人」。他堅持做成本較高的批量印刷，常常銷不出庫存，幾度徘徊破產邊緣。為了省錢，他總是自己拉車去印刷廠載書，再拖個小行李箱送書到各書店。但是，如今華文圈最優秀的作者，他都可以自由去接觸。這幾年，他還來台灣說服龍應台，出版簡體版的《大江大海》，這些是他若留在中國，不能做到的。
張適之說，「我找到了一個縫隙，在不可能中尋找一絲絲可能。」
外人眼中，這些出版人也許很傻，卻正是這樣的傻勁，讓更多細小聲音得以逐漸匯聚，在海外撐起一片珍貴的公共空間。
（責任編輯：黃韵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