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戰「記者」定義！新聞業如何向網紅學習？

在不同語境與案例中，網紅有時可代換為「自媒體」或「內容創作者」。尼爾森離開Vox後，創立「C計劃」，C即指內容創作者（Content Creator），她希望從中尋找媒體轉型的下一路口。

2月間，她以「傳統媒體到AI：新聞業的演變」為題，製作一份當前資訊生態系統地圖，區分8種新聞來源的漸層光譜，從光譜一端的「傳統媒體」，到「創作者型記者」、「新聞網紅」，直到另一端的「AI生成內容網站」。

尼爾森詳列各種名詞定義、商業模式、現有案例、強項與風險，主張新聞機構必須快速適應變革，與新興的內容創作者模式共存，並確保新聞的專業性、準確性與公信力不被削弱。

她寫出我好奇已久的事，社群與AI時代裡，專業記者如何與網紅文化尋找交叉點，彼此學習，相互啟發，合作創造一個可信賴、負責任、具備正面影響力的資訊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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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網紅」通常是貶大於褒的新聞名詞，一方面「壞事傳千里」，網紅圈確實不乏投機炒短線、對自產內容缺乏責任感的創作者；二方面新聞媒體對網紅經常抱持敵意，面對網路炎上風波，有時不免見獵心喜。

然而，像商業媒體有各種愛憎善惡，自媒體也是。巧妙的是，當我們回顧新聞業起源，無論是西方的黨派報紙、梁啟超的《新民叢報》、蔣渭水的《台灣民報》，創辦者都可喻為「前網路時代的政治網紅」，他們的文章，也不見得符合客觀中立、事實查證等現代新聞意理。

新聞業將持續進化

再則，報業初創時，一如現在的自媒體，少有系統性知識，大多仰賴商業直覺與經驗法則摸索演進。直到20世紀初，密蘇里大學、西北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陸續成立新聞學院，「新聞」才逐漸成為一門專業，一個學術分類，一種產業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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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數位科技與閱聽文化將我們推到同樣的路口，昔日由活字印刷推進的報紙新聞，如今改由伺服器與手機螢幕驅動。

技術演化與世代變遷不斷挑戰「新聞」定義，「網紅」或「自媒體」叩關，正好翻開新聞傳播史的另一篇章。

隨手舉幾個例子：

一、「美國新聞學會」（American Press Ins- titute）與奈特基金會合作，研究地方媒體如何與網紅合作，以深化社區互動。目前有6家新聞機構參與，透過公共價值的溝通，他們賦予這些網紅另一定義，「可信賴的傳播者」。

二、72歲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去年自《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一職退休，轉身在新聞信平台Substack創立社群，每月收費7美元，目前，試閱與付費訂戶共27.5萬人。

三、去年大選時，無論川普或賀錦麗，都力邀網紅報導競選活動；如今，川普白宮記者會的開放對象，也包括新聞網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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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紅文化與新聞媒體的交叉路口在哪？如何區辨「可信賴傳播者」與「惡意或虛假訊息散布者」？「網紅」一詞源自行銷界，未來如何重新定義？最後，專業新聞人如何向網紅學習？

懷帶這些好奇，我決定，下期專欄主題就是「來去找網紅喝咖啡」，或許，我們能找到台灣的本土解答。 

（雜誌原標題：媒體轉型新實驗： 記者擁抱網紅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