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大學學期結束了。課上完,學務長宣布期末考以遠距進行,曼哈頓校園很快的空了起來。五月初,街頭還可見年輕面孔推著裝著海報和燈具的紙箱。紐約市警察此前在每一個校園路口派駐人力,檢查每個進出者的證件。
兩週前的4月17日,數百名學生不滿以色列轟炸加薩,紛紛在校園草坪上紮營,並稱為「加薩團結營地」。他們拒絕離開草坪,除非學校同意撤出任何與以色列有關企業的投資。
哥大學生早早就設立營地,而後美國多州校園跟進,從加州、俄州到喬治亞州。許多媒體的報導讓人想起了戰地報導,像是「哈佛淪陷!」「哥大投降」。共和黨政治人物向大學施壓,要求打擊他們所指控的校園內猖獗反猶太主義。
哥大校長莎菲克(Minouche Shafik)因讓警方干涉飽受爭議,警方逮捕了部分抗議者並清空了營地。4月29日,校方發布最後通牒,揚言不撤離的學生恐面對停學或更嚴厲的懲罰。學生們提高了賭注,佔領漢彌爾頓大樓(Hamilton Hall),封鎖大門,放上巴勒斯坦旗幟和各種標語,其中一個標語寫著「起義」。學生們稱大樓叫「欣德樓」,那是據傳死於以色列軍方槍下巴勒斯坦6歲女孩欣德·拉賈布(Hind Rajab)的名字。
隔天晚上,警方派出了攜帶閃光彈和戰術裝備的防暴隊。警方總共逮捕109人,包含大樓內的44人(其中大樓內的13人根本不是哥大教職員)。自此,紮營抗議行動結束。
《經濟學人》撰稿人哈爾彭恩在校園轉角一處停車場,看到大學工作人員正在整理一大堆衣服和毛毯——營地遺留下來的物品。某方面來說,混亂結束了,但哥大許多成員苦思著過去兩週事件促發的深沉問題:
大學校園內的言論自由界線在哪裡?又該由誰來判定和監管?
哈爾彭恩詢問一名教職員,他和他的同事在大學治理中該扮演何種角色,他回答「以學者社群作為大學核心這樣的舊觀念,顯然已經消亡」。

被解散的前幾天,紮營區是個時而喧囂,時而歡樂的地方。校方剛剛祭出最後通牒那一天,哈爾彭恩剛好在現場。校方要學生們拆掉帳篷和個人物品,離開佔領的空間,否則就可能被停學。校方也說,在考試和畢業典禮後,校方可以提供替代的場地讓學生們紮營。
通知單也說,「你們也需要了解,大學已經掌握出營地當中許多學生的身分。」哥大校園確實有不少監視器。但通知單沒有說,學生有沒有可能被強制驅離。
部分抗議者離開了,但至少還有十數人在時限逼近之下留在原地,高喊「揭露,撤資!我們不會罷休,不會休止!」於此同時,警車和載著路障的卡車在幾個街區外以防萬一地準備著。
校園關上的大門,抵擋外部人士進入,各派人馬互相叫囂,卻也爭取鏡頭。確實許多記者蜂擁而至。親巴勒斯坦團體戴著頭巾、揮舞旗幟;親以色列團體是藍白的配色;反猶太復國主義猶太人、猶太復國主義基督徒,以及本來就在紐約市街頭的精神失常者之間發生小規模衝突。哈爾彭恩從校園內往外看出去,指出人群就像不明究理的飢餓僵屍陣列,一心想衝進校園。
在校園內,群眾其實相當安靜。他們唱歌、手舞足蹈,或是低聲哼歌,根本沒有大吼、尖叫或推擠。但人們還是有點緊張的,校長莎菲克之前說,如果需要再報警可能會「引發反作用」,但在場每個人都有心理準備營地可能隨時被突襲。
一群穿著橘色背心的教職員在營地入口手臂勾著手臂,擋在學生與外面世界之間,教授們擔心外界可能傷害他們的學生。
60年代青年反抗,遭挾持教授還幫學生寫推薦函
哥大對維權運動一點也不陌生。1968年,抗議種族歧視和越戰的學生們就曾佔領過漢彌爾頓大樓,甚至限制一位院長的行動,不讓他離開辦公室。那些日子裡,這所學府慶祝其激進的過去,儘管當時大學領導層也找來了警察,超過70名學生和教職員工被逮捕,還有100多人受傷。但那名院長似乎比較寬容,他後來還為一些挾持者寫了申請法學院推薦信。
在建築學院任教的馬丁(Reinhold Martin)已經在哥大25年。他認為,「大學應該與世隔絕,卻又深深地與之相連」,因為大學該是思想測試的地方。
「有些人也許會因為某些人的言論感到非常、非常不舒服,肯定也會有人越過了各種界線。但那不是重點。重要的是,我們在做來這裡該做的事。」
另一位教職員坦承,學生們唱著「從河流到大海」(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這首歌讓他感到「不舒服」,許多人認為這首歌是在呼籲將以色列從地圖上抹去。但這些年輕人不顧自身利益,為他們認為的正義冒險,仍讓這位教職員印象深刻。即使並不完全同意他們為「正義」和「不義」所下的判斷,他依然說,「學生們依然讓我無比驕傲。」
部分教職員認為,校方管理階層在回應抗議群眾這件事上,邊緣化了他們的意見。人類學家奧洛夫(Ben Orlove)表示,莎菲克去年秋天上任時,教職員們一開始抱正面評價。但到了11月,莎菲克略過教職員就決議兩個力挺巴勒斯坦的學生團體必須被停權,讓部分教職員感到不安。
當由教職員、學生與其他人士組成的執行委員會明確告訴管理層,他們不同意紐約市警察進入校園因應抗議活動,意見卻被忽略了。現在,該委員會正在調查管理層對事件的處理方式。
巴勒斯坦裔美國中東歷史學家哈利迪(Rashid Khalidi)說,戰爭暴行引發學生道德譴責,他們的政府是暴行的同謀,而他們全天候從手機目睹有關暴行的報導,但管理層對他們的義憤視而不見。
他主張,不該把接踵而至的混亂歸咎於學生,而該歸咎那些「懦弱、膽小、沒骨氣的律師和管理我們學校的管理者、董事會成員和捐助者」。
但哈利迪也說,學術界並非意見一致。「如果你到職業學校、法學院、商學院,那裡的教職員並不支持這些學生。在文理科學院,絕大多數的教職員是支持的,或至少相當批判校方處理這件事的方式」。
法學教授和第一修正案學者布拉西 (Vincent Blasi)解釋說,第一修正案法律的一個基本區別在於,語言是否被認定危險或越界,以及涉及語言使用時間、地點和被使用的方式。通常,當局對後者有較大的規範空間。
紮營學生的語言是否越界到足以構成危險,這有待辯論。但對布拉西來說,時間、行為和地點問題並不難解釋。他指出,「也許你可以基於學術自由適當原則有所主張,並在有限的一段時間徵用一個空間表達主張。」
「但並非日復一日,直到自己的訴求被滿足。這並非尊重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主張,甚至不尊重學術自由論點」。
部分教職員則僅表達,遺憾抗議影響了學生的教育。一名教授說,「我的一位學生今天應該要在課堂上討論她的作品的,但她現在身處監獄」。
示威被解散了,但示威者宣稱了勝利:抗議已經蔓延到美國數十所大學,甚至擴散到英國、法國、加拿大和澳洲。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警察用橡膠子彈驅離了抗議群眾。警力的出現,以及學期的結束,目前看起來似乎阻止了學生們採取進一步行動。
近期的事件,激勵了學生生活的某些面向。哥大學生廣播電台的校園記者報導了整個校園的大小事,一則又一則地更新新聞,沒有評論、沒有情緒性字眼,只有優質、基於事實的報導。
當他們等著看警方行動的那個下午,學生記者們似乎終於有了喘息時刻,這是多天來第一次出現留白,一名記者對另一名記者說,「這真是非常、非常漫長的兩個禮拜」。
(本文由「經濟學人」獨家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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