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我拜訪鄭州市。郭台銘剛剛大張旗鼓進城,宣布富士康在那裡投資的計劃。無論我走到哪,都清楚看到當地共產黨的所有支部都被動員起來支援富士康。
路為富士康鋪、當地教育機構的任務是為富士康新工廠找到最優秀的工人。這幾乎就像一場共產黨的毛式運動,如果你願意的話,這是一場服務富士康的戰爭。
到2010年8月,協議簽署僅兩個月後,富士康鄭州廠就開始生產iPhone 6。該廠最終雇用近30萬名工人,至今仍是富士康全球最大工廠。富士康在中國各地複製這種模式,成為中國最大的民營雇主。
與中國各地的地方黨組織聯姻,為富士康的成長奠下基礎。富士康因此獲得數百萬工人,並受益於共產黨的保護和支援。
這也符合共產黨的利益。富士康在中國創造了數百萬個就業機會,並與富士康周圍的供應鏈一起推動了中國的成長。這種成長對共產黨的合法性至關重要,證明它能夠為中國人民帶來經濟繁榮。
當然不僅是富士康,數百萬中國企業家及數以萬計的台灣企業,與中國各地的地方政府建立了自己的聯繫。但富士康是台灣企業大規模遷往中國的先鋒。它不僅是中國最大的私營雇主,而且與共產黨建立了深厚的關係。
在最近一次訪問北京清華大學,當我走過清大校園的「清華-富士康納米科技研究中心」大樓時,我想起了這些聯繫。
但在這次訪問清大前,民營企業與中國地方政府之間這種有效的伙伴關係已慢慢瓦解。這背後有三股力量。
官方與企業關係瓦解
首先,自習近平主席2012年上台,開始對地方黨組織進行整肅。尤其,與共產黨地方官員關係密切、影響力日益壯大的私營企業,被視為對黨的生存產生巨大威脅。
這種觀點是中國領導階層從蘇聯解體吸取的巨大教訓。如果不加強黨的控制,黨最終會垮台。
其結果是,如今的地方黨組織不再是創業的代理人,過去他們急切地尋求私人投資,不惜一切代價支援私營企業。取而代之的是,他們花時間在政治學習課、研究習近平思想,低著頭,以免引起中紀委的注意。
其次,對民營企業的打壓,尤其是對阿里巴巴和騰訊等實力雄厚的大型民營企業。這些打壓是黨恢復控制力的一部份行動。
不論公司和個人,只要可能威脅到黨的控制權,都已被繩之以法。這些人包括富人、電影明星和任何名人、輿論領袖、甚至補習班、互聯網企業、媒體和擁有數據的公司。
第三,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敵意愈來愈大。不僅美國採取高關稅,總部位於中國的企業,只要在西方生意做得愈來愈好,就會受到關稅和其他措施的威脅。例如,儘管比亞迪可能比競爭對手的汽車更好、更便宜,但它不太可能在美國市場銷售。
地方政府的癱瘓,加上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敵意日益增加,已促使許多台灣公司重新考慮對中國的依賴。但相較起來,台灣企業大多沒像中國私營企業一樣受到整肅。
不僅如此,中國地方政府仍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繼續支援大多數台灣企業。例如,當富士康的工人在2022年為逃避嚴酷的新冠封鎖而集體辭職時,中國地方政府主動為富士康招聘新員工。
台商還能躲過一劫?
為什麼大多數在中國的台灣公司都躲過一劫?原因之一是,他們不像富有的中國民營企業家那樣,對中國共產黨構成國內政治威脅。馬雲不僅是中國最富有的人,還是名人,他對中共構成的政治威脅,是身為台灣人的郭台銘永遠無法做到的。
這就是為什麼最近以調查違規行為為幌子,對富士康的打壓如此令人震驚。為什麼在支援富士康這麼久之後,中共還要打壓富士康?富士康是所有其他在中國的台灣企業,下一步即將面對的情況嗎?
台灣許多人猜測,這次打壓是向郭台銘發出的訊號,要他退出總統大選。眾所周知,共產黨寧願讓國民黨掌權,也不願讓民進黨執政,而郭台銘參選會降低國民黨勝選的可能性。
也許未來有一天,共產黨會以台商作為影響台灣政治的工具。如果這樣的話,台灣企業應該保持政治中立,繼續專注為股東創造利潤,避免採取政治立場。維持中立立場也有助於他們在政府要求政治效忠時做出反擊。
但是如果政治中立起不了作用怎麼辦?若一家台灣企業認為,要想在中國市場生存,就必須支持黨的立場,該怎麼辦?這是上月中,中共宣布打壓富士康時,郭台銘遭遇的處境。
此時,我認為,台灣應該明確表示,企業不能成為外國政府的代言人。政治人物不能從中國利益集團獲得競選捐款,也不能接受因為中國政治壓力,企業就採取特定政治立場。
但當然也有可能,這次調查是特別針對富士康,並不意味台灣公司在中國會被打壓。北京似乎不太可能真的相信,公眾壓力會促使郭台銘暫停競選活動。
比較可能的是中國領導人對郭台銘的言論感到不安——郭台銘的言論暗示他對中國、比中國對他重要。共產黨想給他一個「誰才是老闆」的教訓。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台灣企業的教訓就很簡單了。拿走你的利潤,如果真的有偶發事件,制定你的應急計劃,沒必要別跟中共當局對著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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