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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回家作業、考試不超過三次 在愛沙尼亞上學,不會有痛苦的事

在愛沙尼亞,一個人可以走向任何專業,「你數學不好,也可以學別的,」學校也會以多元標準看待孩子,找到每一個人最出色的地方。父母會期待子女好好學習,但不是以一種很高壓的方式,也不會太結果導向。

愛沙尼亞-PISA-教改-學力-學習-平等教育-偏鄉教育-教育特刊 那些會讓上學變得痛苦的事,愛沙尼亞教育體系都想辦法免除。圖片來源:田孟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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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會讓上學變得痛苦的事,愛沙尼亞教育體系都想辦法免除。

愛沙尼亞學生上課時間,就算是九年級,每週也只有32節課;一年級不得安排回家作業;基礎學校(一至九年級)每天不得安排超過一次考試,每週最多不得超過三次考試。

另一所鄉村學校「塔比維雷學校」(Tabivere Põhikool)的英文老師皮里(Andreas Piiri)表示,「我的哲學是,功課不是必要的,你在學校學完了,就不用回家還要學。」

愛沙尼亞的教育注重平衡,孩子有時間學習,也有時間睡覺、放鬆、培養愛好。(陳希倫攝)

重視幸福感的教育,反映的是愛沙尼亞的社會價值觀。

教育與青年署經理圖米(Eva Toome)指出,愛沙尼亞的目標是希望養出「未來快樂」的孩子,而教育只是工具,「父母會期待子女好好學習,但不是以一種很高壓的方式,也不會太結果導向。」

圖米進一步說明,在愛沙尼亞,一個人可以走向任何專業,「你數學不好,也可以學別的,」學校也會以多元標準看待孩子,找到每一個人最出色的地方。

相形之下,曾來台灣工作過17年的愛沙尼亞科技人才麥瑞堤(Ando Meritee)觀察,「亞洲父母,可能會希望孩子成為醫生、律師,理想工作的類型比較侷限,而愛沙尼亞的家長沒有這種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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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台灣的林怡廷與愛籍配偶離婚後,決定讓孩子繼續在愛沙尼亞就學,「這個社會傾向讓人決定自己的方向,也不會沒有考好就未來堪慮,我希望我的孩子在這樣的價值觀下長大。」

尤里梅為愛沙尼亞的教育目標下了一個結論,「我們做自己的最好,就好。」

由於社會對成功的定義多元,對理想職業也沒有刻板期待,讓愛沙尼亞孩子更不怕失敗。(陳希倫攝)

素養導向的教學
課綱以學習者為中心,教育工作者有高自主性

這樣允許多元志向、強調快樂學習的社會,卻意外擁有高學力表現,背後功不可沒的,是課綱打造與教育工作者的付出。

從課綱說起。愛沙尼亞的課綱改革,基本上就是一部脫離蘇聯教育思維——關注記憶背誦、高度規範——的成長史。最大的分水嶺是1996年的教改,轉向「以學習者為中心」,一步步朝歐洲模式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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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的新課綱,呼籲學校在規劃學習「內容」與「方式」時,要考量學生的興趣與期待,並發展「跨課程能力」如溝通、觀察、寫作等。七至九年級,還要加強關注「我與周遭人們、與世界的關係」,目的是將教育與學生的生活連結起來,而非僅在意獲取知識。

進入本世紀,這套新課綱持續深化,也取經鄰居芬蘭,發展面對不斷變化的世界所需的「素養」——台灣的108課綱改革,正走在相同軌道。

「素養教育」如何實踐?曾在基礎學校擔任電腦老師的麥瑞堤舉例,他教孩子寫電腦程式,並不是死記硬背程式碼,而是先問他們有沒有想解決的問題?

例如學生們想解數學課的「幾何圖形面積」習題,麥瑞堤便先引導他們了解各種形狀的面積算法,再將之化為程式碼,「最後程式真的跑出每一題答案時,學生們開心極了,」「原來我親手做出來的東西,真的可以應用!」孩子們告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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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活用的知識,就是素養。

2011年起,新課綱更要求學校自己設計課程,並因應愛沙尼亞的數位國家方針,特別著重IT領域的選修課。此外,處於升學年的九年級與十二年級學生,必須完成一項獨立專案,可以是創作一件藝術品、辦一場展覽,或是開創一份小事業,這點台灣新課綱的「學習歷程」作品,也有呼應之處。

在愛沙尼亞,成為老師並不簡單。

愛沙尼亞會公布學生的教育成果,讓家長、社會了解辦學狀況。所有學校教師都必須持碩士學位,幼稚園教師則要具備學士學位。高標準要求,相應地,得到高度尊崇,福利更讓全球同業欣羨。

根據市場研究公司TNS Emor的2016年數據 ,教師在愛沙尼亞社會中地位相對較高,94%愛沙尼亞教師同意,自己的工作具有成就感與滿足感。

「我當老師16年了,我感覺社會認為老師是很重要的,」蘇塔林學校教師莫德-耶夫多基莫夫(Kerttu Mölder-Jevdokimov)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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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資料顯示,教師平均薪資為愛沙尼亞平均薪資的108%;在過去20年,愛沙尼亞教師薪資成長速度是OECD前段班。

工時方面,全職教師每天工作7小時,每週工作35小時,所有教學、備課、批改作業、行政等任務,都必須在這35小時內完成,否則學校必須支付1.5倍的加班時薪。

愛沙尼亞教師薪資成長速度是OECD前段班,教學時數也特別低,還擁有高度自主性。(田孟心攝)

愛沙尼亞教師的年教學時數,在OECD國家裡也特別低:小學585小時,中學602小時,在參與調查的34國裡排行倒數第三。

在福利以外,最令愛沙尼亞老師們滿意的,是體制賦予他們的自主性。

根據梅西斯托的研究,愛沙尼亞非常尊重教師自主,允許老師做出近6成的關鍵決策,例如設計課程,選用教材與教法。

「我們學校有數學老師採用某本教科書,但另一位數學老師完全不用那本書,」派爾努學校發展經理與課堂教師托文(Kriste Talving)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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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也沒有任何關於研習時數的強制要求,但教育部支持兩大師培中心——塔林大學與塔圖大學,提供豐富的在職培訓與教育研究。尊重自主、彼此信任,是政府,乃至整個社會對教師的態度,而愛沙尼亞老師也回以最高品質的教育成果:課業佳又過得開心的學子。

愛沙尼亞的教師被社會高度重視,他們也持續回校進修充實自己。(Piret Räni攝)

台灣能借鏡什麼?
少子化的未來,每一個孩子都不能少

在課程、師培和評鑑機制設計以外,愛沙尼亞教育的成功,亦仰賴國內與國際利益相關單位支持。像是國內的「虎躍計劃」(Tiigrihüpe)推動了教育數位化;國外的歐盟、芬蘭和其他國家,則以各式教育合作計劃幫助愛沙尼亞成長。

不過,持續翻新的內外部計劃與政策,都只是表層結果。驅動卓越教育品質的,還是深深扎根在愛沙尼亞人心底,對平等與福祉的重視。

「這裡,幸褔與成功的定義,在自己心裡,」從台北隻身來塔林的林怡廷,為的就是給孩子這樣的信念。

台灣與愛沙尼亞有許多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處。我們地狹人稠,人口密度是愛沙尼亞的200多倍,競爭自然更為激烈。

但在少子化的未來,台灣朝著重視「每一個」孩子,以更平等均優的方向打造教育體制,勢在必行。 


【延伸閱讀】愛沙尼亞如何評鑑教育品質?

評價學生學習成效,教育部鼓勵各學校自我評估,而非依賴外部測驗。除了量化指標,質化也很重要,例如「學生自主學習的程度」或「是否具備足夠的社交技能」。

為此,愛沙尼亞教育部取經英國、芬蘭,開發一系列測試,協助學校評估學生的「自我管理」、「學習如何學習」、「溝通」等一般跨課程能力。

2016年起,在基礎學校,除了過往使用的學生成績等指標外,納入了學生輟學率和師生比等指標。新指標系統更關注幸福感,包括學生參與多少課外活動、是否有霸凌問題等等。每年,學校都會收到這些關於滿意度的匿名問卷結果,以及與全國平均水準的比較。

每3年,學校也會收到一份關於教師對其工作滿意度、學生學習過程滿意度,以及家長對孩子學習過程的滿意度報告。

愛沙尼亞也建立名為「EducationEye」的平台,更新各級學校資訊,包含學生年齡、性別、畢業率、輟學率和持續教育的數據,給社會大眾參考。

(雜誌原標題:教育新強國愛沙尼亞 如何兼顧高學力與幸福感?╱責任編輯:吳廷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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