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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歲的巴黎副市長羅梅洛-米歇爾（Jean-Luc Romero-Michel），主管業務包括人權、族群融合與反歧視議題。他10月底接受國家人權委員會邀請，來台北參與同志大遊行。受訪當天，他穿著白T-shirt牛仔褲與小白鞋，準備好參加下午的遊行。
他伸出雙臂，除了彩虹手環之外，還有好幾個刺青引人注目。
右手臂內側，是泰文的「存活者」，以及英文字 Impossible，前面兩個字母畫上紅色刪除線，變成「possible」。標誌的是他與HIV（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又稱愛滋病毒）共存35年，卻仍活下來的精彩人生。
他左手臂上還有泰國的五條經文法力刺青，帶給他幸運和勇氣。2000年，一篇雜誌文章在未經他同意之下，揭露了他是HIV帶原者與同志的身分，他因此成為法國第一個出櫃政治人物。
但儘管隱私遭到侵犯，羅梅洛-米歇爾選擇把憤怒化為反歧視的力量。
2002年5月，他在親筆書寫的《生命病毒》一書中，透露了自己感染HIV與治療的歷程。迄今是唯一公開揭露HIV帶原者身分的政治人物。
他還在2018年寫了一封名為《我的死亡屬於我》的公開信，希望法國能針對安樂死合法議題，展開嚴肅討論。鄰近法國的比利時、荷蘭、盧森堡和瑞士等國都允許安樂死或協助自殺。
羅梅洛-米歇爾長久以來以社會運動者自居，從1998年起投身政治，擔任巴黎市議員。2020年起，他被巴黎第一位女性市長伊達戈（Anne Hidalgo）任命為副市長，負責人權、族群融合與反歧視議題。
這是羅梅洛-米歇爾第三次來台，他在遊行之前，特別接受《天下》專訪。以下為專訪紀要：
問：您是如何成為運動者與政治人物的？
答：我出生於巴黎北部小鎮。1981年，我跟幾個朋友創立了全世界第一個同志廣播電台。在我20多歲時，身邊許多朋友都不幸因HIV過世，因為當時並沒有很好的藥物，但1987年我確診HIV的時候，可以說時間點相對幸運，因為當時的藥已經比較好。
我感覺我是代替這些朋友們活下來的。我決心成為運動者，要協助法國消滅一切歧視。
活下來並不容易。當時的抗HIV藥物，每四個小時就要吃一次，連續3年，我幾乎每晚都無法睡覺，到現在都還有腸胃跟肌肉痙攣的後遺症。
日後，我在法國推動大幅提高預防性投藥的比例，希望可以在2030前消滅HIV。即使全世界還沒有很多國家實施，但我們已經決心這樣做。
問：為何巴黎市政府會有一位副市長，專門負責人權與反歧視議題？
答：因為這是很重要的議題。
巴黎是國際化的都市，全世界有非常多移民與難民來到巴黎工作居住，我們有責任提供給他們安全舒心的生活環境。同志在許多國家可能遭受迫害，尤其是非洲、俄羅斯、東歐與中東，性少數者往往遭受暴力，甚至被視為罪犯。
為了照顧這些人，巴黎撥出許多資源，包括在今年我們建了一個特別中心，照顧LGBT（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的難民。
明年5月，會有一座紀念碑在香榭麗舍大道附近揭幕，紀念曾遭受暴力的LGBT人民。
問：台北愈來愈國際化，在促進不同國籍與文化人民融合上，有何處可向巴黎學習？
答：我的父母是西班牙裔，現任巴黎市長伊達戈也是西班牙裔。我們都很努力才爬到今天的位置，這跟巴黎的接受多元性也有關。
巴黎就像是個大型庇護所，希望讓所有來到巴黎的人都能安居樂業。市政府提供語言課給外國人，以及協助他們學習法國的生活方式，這可以幫大家活得更開心。
此外，房產平權也很重要。維也納市中心因為房產昂貴，只有富有的維也納人才可能住在那，已經變成一座博物館。
但我們不希望巴黎變得死氣沉沉，我們要讓城市保持活力，因此市政府有特別補助的社會住宅，讓一般人也能住在市中心。
我們也要讓外國人可以開心在巴黎工作。
不論哪一國人，都應該要有相同的薪水和工作條件，沒有待遇上的歧視。
問：在促進性別平權上，台灣還能多做些什麼？
答：台灣是亞洲第一個讓同志婚姻合法的國家。相較於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台灣對同志的態度非常友善。
接下來的挑戰，應該是透過教育，消除各種性別歧視。
在美國和許多國家，性別少數青少年在學校受到霸凌和歧視，再加上社群網站上，仍有很多歧視性言論與霸凌，讓他們覺得自己不屬於社會的一份子，導致自殺率特別高。
在法國，有針對恐同言論的特別法律，如果發表對性少數者的暴力言論，一定會受到法律制裁。
在台灣，我很欣慰看到很多非LGBT的年輕朋友們上街表達支持，希望這樣的支持可以愈來愈多。
問：為什麼反歧視，對於一個進步國家來說，是重要的議題？
答：因為一個人不論是因為種族、性別、國籍等等，而遭受歧視與排除，都是很糟的經驗。我們要改變這樣的想法，任何人都不應該因為自己與生俱來的特質而遭到排擠。
很多同志也組成家庭、養小孩、繳稅，不應該受到特別對待。
最重要的是，不論性別認同或國籍，讓每個人覺得自己是社會的一份子，而非被排除在外，是進步國家應該要有的精神。
（責任編輯：宋玟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