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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來臨，一般來說，這是日本人進行重要的「春鬥」（shunto）談判的時節。每年，勞工會在這個時候與資方協議更高的薪資。然而這幾年，許多年輕工作者並沒有投入薪酬談判，而是直接離開了國家。
2022年，申請澳洲打工度假的日本人增加了一倍。另外，求職平台Indeed報告顯示，日本人對「海外工作」的搜尋量創歷史新高。留學仲介公司也已經開始宣傳「一邊留學、一邊賺錢」（dekasegi ryugaku）這個詞。
職場顧問平渡淳一說，「人們可以在另一個國家從事與在日本完全相同的工作，但收入是兩倍，」「愈來愈多年輕人開始對用強勢貨幣賺錢感興趣。」
不少媒體關注到這個現象，採訪了赴澳洲打工的日本青年。
來自東京，25歲的shihara marina告訴《經濟學人》，她去年4月申請了澳洲打工度假，這是一個給31歲以下青年赴澳洲工作1-2年的簽證。marina在澳洲東部的一個農場工作4個月，後來又到雪梨擔任咖啡師。目前，她的時薪是21.38澳幣（約444台幣），是在日本的兩倍多。
即使做兼職工作，marina也賺得比在東京做全職工作還多。
23歲的日本青年Keigo Sawada則告訴《Japan Times》，到澳洲西岸城市珀斯打工度假的決定很簡單，「現在，如果你在日本做一份正常的工作，平均每月可以帶回家15-20萬日圓（約3.3-4.5萬台幣），但在海外做同樣工作，你可以賺到每個月30-80萬日圓（6.7-18萬台幣）。」
「留在日本工作沒有任何意義，」Sawada打算在30歲之前留在海外賺外幣，屆時再用積蓄回鄉投資房地產。
《Japan Times》還訪談了其他幾位赴澳洲打工的年輕人，他們多數有專業背景，卻願意在他鄉做著飯店接待員、互惠生（住在雇主家，獲得食宿的類保母工作）、司機等兼職或無專業背景的工作，而不願在日本當個白領上班族。
為什麼日本青年出走？
《經濟學人》分析，日本30年來薪資不振的長期問題，加上史上疲軟的日圓，都助長了這樣的趨勢。
日本人的平均年薪為39,700美元，遠低於OECD平均51,600美元。
日本年輕人對自己的前景感到悲觀。非營利組織Nippon Foundation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14%的日本年輕人認為他們國家的未來會「變得更好」。
「許多人都在苦苦掙扎，因為薪資太低了。」赴加拿大工作的21歲青年Furusawa Yuta說。前往美國IT產業工作的29歲青年Tsuyuki Sho則說，當他注意到自己產業的工作在其他國家薪資可以開多高時，他湧起了一股「危機感」，於是在2019年離開了日本。
這些年輕人，最終可能會加入日籍移民的行列，1989年，這個數字是58萬人；30年後的2019年，海外的日本移民來到141萬人的新高。雖然這個數字在新冠疫情期間，又些微下降。
澳洲墨爾本大學移民專家大石奈奈進行的研究發現，日本未來的經濟前景，確實是多數人選擇移民的重要因素。在她採訪過的澳大利亞日本移民中，有87.5%的人表示這類擔憂是他們出走的關鍵。
大石奈奈觀察到，打工度假的年輕人，有許多因為高收入而「回不去了」，便開始考證照以獲取長期技術簽證，最終取得永居權。顯示打工很可能並不只是短期體驗，而是發展成頭也不回的移民潮。
血汗的「奉獻精神」
除了低薪之外，一個隱性的原因是年輕人對日本死板、守舊的企業文化益發不滿。
《Nikkei Business》的一篇文章指出，在日本，工作時間愈長，晉升機會就愈大。「這意味著通常你的工作優先於一切——包括你的私人生活， 」「表現出對工作的『奉獻精神』的壓力，對工作者和日本社會都造成了沉重的負擔。」日本領導力教練大塚雅文說。
日語中表示過勞死的詞彙「karoshi」，自1970年代以來就一直存在。至今，勞工因壓力而自殺或心血管疾病發作的情況仍然屢見不鮮。
日本政府試圖改善這個問題，在2018年通過《工作方式改革法案》，將陳舊的工作模式進行現代化工程，但積習已久的文化並沒有那麼容易扭轉，舉例來說，日本工作者特休假的使用率在法案上路後也只從5成上升至6成，「自我犧牲」、「努力工作」依然是主流社會認可的價值。
赴西方國家打工的年輕人們紛紛表示，他們在澳洲、加拿大等地才真正體驗到了「工作生活平衡」，當保母、開卡車都沒關係，至少終於獲得較多屬於自己的時間。
外籍勞動力，能補缺口嗎？
少子化、高齡化和愈來愈嚴重的青年出走潮，讓日本不得不接受更多來自東南亞的外籍移工，但《Nikkei Asia》一篇的文章寫道，日圓兌美元和其他貨幣的大幅貶值，正在削弱日本對外國工作者的吸引力。
專家擔憂，日本可能會在吸引東南亞移工的競賽中輸給韓國與台灣，「日本正在失去它作為工作場所的吸引力，」東京一橋大學名譽教授野口由紀夫說。
（資料來源：Japan Times, Nikkei Asia, The Economist, Linked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