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資本論》皮凱提：社會愈來愈平等，「全民最低繼承制」是關鍵一步

在歐美社會中，最底層的半數人口幾乎毫無財富可言。美國只有2%的財富掌握在底層50%的人手中，歐洲則是4%。歐美前10%的人口掌握超過6成的財富。

這樣的數據呼應了我剛剛提到的第三點，也就是財富分配依舊極度不均。但是100年前更加極端。1900年代的歐洲，有9成財富掌握在前10%富人手上。當時中階的4成人口只擁有5%到10%的財富，中產階級幾乎不存在。現在歐美4成的中產階級擁有3、4成的財富，這是非常顯著的進步。

在看到數據以前，我並不知道財富轉移到中產階級身上這件事情，直到一戰才開始發生。兩次世界大戰後，社政體系大幅轉變，累進稅率制度和社會安全制度興起。這些政治變革有些在一戰前就開始了，瑞典這些並未受到世界大戰強烈影響的國家，也一樣朝著平等邁進。

因此，我想表達的並不是戰爭造成改變，而是在20世紀上半葉發生的轉變，導向了後來的政治、社會、財政變革，多少讓財富更分散、社會更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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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繼承制，給底層機會

我在書中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議。參與式社會主義（participatory socialism）的概念，其實是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的延伸。社會民主主義有其限制，即便整體收入提升、社會福利增加，讓底層人民過上更好的生活，他們所分配到的財富比例幾乎沒有提升。

想改善這一點，其中一個解決方法就是推出「全民最低繼承制度」（minimum inheritance for all）。這可說是在建立社會安全、基本收入、免費教育及醫療制度之後，邁向平等社會的最後一步。

如果把美國年度總遺產金額除以那一年滿25歲的人數，每一個人平均可以分到25到30萬美元的遺產。但這是平均值，實際情況是底層50%的孩子幾乎沒拿到任何遺產，而最有錢的人繼承了數百萬美元。

最低繼承制度的其中一種做法，就是由政府平均分配所有遺產，並發給同一個年紀的人。例如：所有人都在25歲的時候，拿到25萬美元。金額與時間點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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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我認為每個人繼承的遺產多寡還是要有差異比較好。因此，我設定的最低繼承金額大約12萬到15萬歐元，這筆錢就靠遺產稅和財富稅支應，並以後者為主。

整體而言，財富稅是比遺產稅更有用的工具。人生很長，假設你在中年時賺大錢，我們不希望等到你年近耄耋才對國家財政做出貢獻。每年課徵財富稅可以更有效地重新分配財富。

目前最底層的50%人口什麼都拿不到。實施最低繼承制度後，這些人可以獲得12萬歐元。頂層的10%現在或許可以拿到100萬歐元，新制上路後，他們還是可以繼承60萬歐元。

兩個族群的機會依舊顯著不均。在我看來，還可以做得更激進，但光是做到這個程度就足以帶來重大改變，賦予底層人口更多權力和機會。

富人稅並不會讓經濟崩盤

有些人說，財富稅會削弱創新的動機。這套理論很有意思，但是回歸歷史數據，我完全找不到可以佐證的資料。財富集中度較過去來得低，但經濟顯然沒有崩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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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財富集中度降低的同時，經濟成長腳步反而較過去加快了。背後原因是財富重分配讓更多人可以投入經濟，以及教育普及。這兩者才是長期提升生產力的要素。

1980年代美國總統雷根告訴人民，減免最高稅率或許會使貧富更加懸殊，但也會締造更多的創新與經濟成長，讓美國人均收入大躍進。然而，這樣的情景並沒有發生。雷根總統下台後的30年間，美國人均國民所得成長率差強人意。

這場政治實驗徹底失敗。富豪較30年前富有，普羅大眾的購買力卻沒有增加。這樣的失望就是過去十幾年來美國政治問題的根源。由於一般美國人的收入不如雷根當年承諾的顯著成長，同屬共和黨的川普只好提出另一套理論，怪罪墨西哥人、中國人和世界其他國家偷走美國人的工作。

事實就是，我們並不需要如此極端的懸殊程度才能促進成長。我並不是說要完全平等，收入還是要有級距差。但從歷史數據來看，1到10、甚或1到5應該就足以提供正確的動機了。1到100、200、甚至1000絕對是毫無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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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與股東的權力平衡

另一個改革方向是勞工參與決策。德國大企業的董事會中，勞工代表具有5成的表決權，股東則掌握5成表決權再加1。如果打成平手，股東可以做最後決定。但是如果勞工除了這5成的表決權，還另外持有公司股票，或是地方政府持有部份股權，就可能改變多數決的結果。

對股東而言，這簡直是共產主義。法國、美國人都不會喜歡這樣的制度，但其實瑞典、德國在1950年代初期推行新制時，股東也很不高興。但是這套權力平衡的做法在二戰後促成了機構改革，70年過去，不再有人想改變。這項制度不僅沒有破壞資本主義體制或經濟，還讓勞工更能參與決定公司長期策略。這些勞工是公司的勞力投資者，往往比短期財務投資人更重視公司長期發展。

接下來要做的，是把這套體制推行到其他國家和規模較小的企業。甚至可以進一步限縮單一股東的權力。例如：股東整體擁有5成表決權，單一股東最多只能擁有5%到10 %的表決權。現代社會教育程度很高，數百萬的工程師、技術人員、管理者都有可以貢獻之處。當代企業繼續採用這種君主式的權力結構，已不符合現況。

（責任編輯：黃韵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