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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我們而言,思考問題是一件刺激的事,」荷蘭建築師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說道。
這位名響全球建築圈的大都會建築事務所(OMA,Offi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共同創辦人,與事務所的合夥人大衛.希艾萊特(David Gianotten),8月上旬來到台北,迎接由他們率領設計的台北表演藝術中心正式開幕。
兩人身形高䠷,遠遠就能認出。希艾萊特精神充沛,庫哈斯不苟言笑,但一開口都非常健談。面對座椅狹窄、剛開幕就有破洞的批評,他們認為批評是找尋更好解決方案的契機,「又或者,有時批評只是源自於不了解,」希艾萊特說。
他們解釋,北藝中心的大劇院,被質疑座椅排距太近,但原初的設計想法其實是希望即便坐在最後一排,也能清楚看見台上的表演者,又得依規定放入1500席座位,多方考量下才得出如今的結果。
【小檔案】雷姆.庫哈斯
1944年生於荷蘭鹿特丹。1975年與Madelon Vriesendorp和Zenghelis夫婦共同成立OMA,目前為共同創辦人及合夥人之一。1978年出版《譫狂紐約》,2000年獲頒普立茲克獎,2010年獲得威尼斯建築雙年展金獅獎終身成就獎,2014年擔任威尼斯雙年展總策展人。
【小檔案】大衛.希艾萊特
2008年加入OMA,並在隔年啟動OMA位於香港的辦公室。2015年回到荷蘭,現在負責管理OMA整體的組織、財務、商業策略。他也是北藝中心的領銜設計師,同時參與多個OMA重要案子,包括負責北京中央電視台的完工階段。
而北藝最大的創意是透過3座劇場精巧配置,讓其中的大劇院和藍盒子可以打通,變身超級大劇院;劇場本身刻意抬高,讓出一樓廣場,則是為了創造更多公共空間,同時銜接隔壁士林夜市流動的人潮。
願意寫北藝中心使用說明書
他們樂於解釋、甚或調整,甚至願意寫使用說明書,更期盼台灣民眾也找到和北藝中心相處的方式。這像一種動態磨合,畢竟,做建築本來就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講到「做建築」,現今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建築事務所,OMA絕對是其中之一。成立超過40年,不斷推出顛覆性的作品,也影響年輕一代建築師,包括首位獲得普立茲克獎的女建築師札哈.哈蒂(Zaha Hadid)、以鹿特丹複合市集廣場「Markthal」驚豔國際,台南河樂廣場設計者MVRDV共同創辦人韋尼.馬斯(Winy Maas),都待過OMA。
曾在OMA工作8年的建築師基齊亞斯(Aris Gkitzias),如此形容庫哈斯,「他對人類生存的處境有非常廣泛的興趣,這種強烈的好奇心,使他與眾不同。」
庫哈斯年幼時曾隨家人到印尼生活,之後擔任記者,也撰寫電影劇本。跨文化的生活和工作經驗,培養出觀察事物的多元視角。「荷蘭是一個很小的國家,所以我造訪過俄、中、美、法等不同地方,都帶給我深刻的影響,」庫哈斯接受《天下》專訪時說。
1968年,法國五月學運登場,同年捷克布拉格之春爆發,美洲西岸嬉皮文化崛起,全球大吹反戰、反資本主義、強調多元自由平等的風潮。許多人開始反省,追求理性與進步的現代主義,到底帶來了什麼?
建築對社會有何意義?
也是在這時,庫哈斯發現建築更能對社會產生影響力,決意前往英國倫敦建築聯盟學院就讀,之後獲得獎學金赴美。1975年,他和其他3位伙伴創設OMA。1978年,他出版徹底扭轉建築圈核心關懷的著作《譫狂紐約》(Delirious New York),跳脫過往對建築形式的討論,不再糾結現代建築該長什麼樣子,而是透過記敘在曼哈頓所觀察到的、20世紀初劇烈變化的大都會地景,以及其中的複雜與矛盾,詢問「建築在人類社會中應該扮演什麼角色?」
「面對所有的建築問題,他(庫哈斯)會先用文字仔細寫下看法,這是他的建築很特別的地方,」《譫狂紐約》繁體中文版譯者之一、陽明交大建築所教授曾成德指出。
經由觀察、思考,凝聚得出的問題意識,像一座永恆的動力裝置,不斷催促庫哈斯和OMA前進。
2004年,西雅圖中央圖書館落成,破除傳統的格局配置,跌破眾人眼鏡。這是因為庫哈斯思考,倘若未來一切資訊終將數位化,圖書館的存在還有什麼意義?
答案是,一個不分階級,所有人得以自由前往並獲取知識的城市客廳。因此,明亮寬敞的超大型公共閱覽區成為室內的核心。

庫哈斯之子湯瑪斯(Tomas Koolhaas)拍攝的紀錄片《癲狂建築:庫哈斯》中,一位名叫馬克的年輕遊民坦言,「這(圖書館的存在)對我絕對有正向意義,不只讓我有個平靜的地方可以待,還能讓我對未來保持樂觀,重新站起來。」
北京彎折摩天大樓,破除爭高競賽
2005年,葡萄牙波多音樂廳啟用,翻轉過往對表演場館的印象。演奏廳前後的牆面都是曲面玻璃帷幕,假日時人們能循著館內的大樓梯穿梭場館而上、直達屋頂,還可以申請演出,宛若立體的城市街道。音樂表演不再是神祕菁英的休閒娛樂,而是融於市景、親近大眾的存在。

就連2012年飽受爭議、被嘲笑像「大褲衩」的北京中央電視台大樓,也出於批判思考:把單一向上的量體,彎折後相接,變成不規則的環狀,既然不分頭尾,也就沒有高低之差,自然破除了全球各地無限爭高的摩天大樓競賽。
「他(庫哈斯)的作品,總在顛覆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觀念,」與OMA合作設計北藝中心的姚仁喜/大元建築工場建築師姚仁喜表示,一般想像音樂廳是高級場所,但波多音樂廳卻使用木夾板做室內裝修,又在上面依照聲學的設計覆上雲狀的金箔,把最貴的材料放在最便宜的材料上。公共性的內部通道,加上館內觀眾席不分前後排統統票價一致的措施,彷彿某種社會主義宣言。

在全球建築不知不覺服務富裕的中產階級,各大城市逐漸被精品店、百貨公司等精緻空間填充,進而喪失多樣性之際,OMA很有意識地做出抵抗。
姚仁喜說,庫哈斯還有一種近似職人對細節的講究。在北藝中心的合作案中,每週傳資料,庫哈斯都堅持用傳真機,然後在上面畫,寫這個該怎樣、那個該怎樣,翻到背面繼續寫,再把整份傳真回來,「筆畫在傳真紙上細節很豐富,有一種特殊的感覺。他看起來嚴肅,講的是很大的社會政治問題,卻又是一個非常細膩的設計師。」
人人平等,實習生也可能推翻提案
OMA的創造力,不僅源於對社會現況的探究,也來自內部大量的討論。
「說起來,我們事務所內大概有上百個世代吧,」庫哈斯開玩笑地說,並難得展露笑顏。他認為,相差3、4年,即能形塑一個世代。而不同年齡和文化的人聚在一起,自然激發出各種觀點。
「也因此,我們從來不會把任何事視為理所當然,」希艾萊特補充,在事務所裡,就算是最資淺的員工,也能挑戰他和庫哈斯的意見。
曾在上海、日本等多地工作,也曾在OMA從事建築設計的賀陳依描述,「OMA是一間非常重視『設計之前,人人平等』的事務所,」就算是只待半年的實習生,也能參與設計決策的討論。
公司願意花很多時間讓每位成員構思設計、提出觀點、反覆辯論。有些階級制度嚴明的事務所,實習生可能連電腦系統都登不進去,其中的差異可想而知。
OMA駐台建築師林家如則表示,「他(庫哈斯)非常清楚,需要很多人一起,才能完成重要的事情。」
對於合作的重視,也反映在組織結構上。OMA並非一人獨大的事務所,而是採取合夥人制度,包括庫哈斯和希艾萊特在內的8位合夥人,經常交換設計想法,並一起做出重要決策。
希艾萊特目前的任務,是管理OMA全球的設計案,「相較於從前,現在的建築師有著更不一樣的角色,」他解釋,當政治社會不斷快速變動,投入數年甚或十數年在一個案子上的建築師便顯得特別,因為習慣以較長的時間軸看待事情,進而有能力提出不同的見解。

庫哈斯的新興趣:蓋工廠
希艾萊特和其他合夥人挑起大樑,年近80歲的庫哈斯,在事務所內的角色也逐漸改變。「我沒想過退休,」庫哈斯澄清,只是卸下管理重責,有更多時間投注在感興趣的事情上。
例如多年前,他便把目光從都會移往鄉村。他秀出一本小而厚實,由OMA延伸的研究分支單位AMO出版的書籍《Countryside:A Report》,裡頭記載在世界各地的鄉村所觀察到的景況。
城市在改變,鄉村也被迫改變。有時成為都市的供應地,像被整齊規劃的大片農田、荒郊的無人工廠;有時能窺見科技與全球化的影響,像人手一支的智慧型手機,翻轉昔日郊鄉的金流運作;甚至都市化導致的氣候升溫,也讓不少郊區付出代價。
他也提及對設計工廠的興趣。昔日的建築是為人類而存在,未來的建築卻可能是為超大型無人工廠而生,那會是什麼樣子?又該如何和自然永續共存?
政治決策者和社會評論者,能即刻採取行動、提出針砭,建築師則用另一種方式──看似緩慢,卻更宏觀地透過建築給出回應。
「我們的專業,是了解千年以前發生什麼事,未來又將發生什麼事,還有在這之中的所有事情,」庫哈斯如此形容建築師這份工作。就像蓋一座劇院,有舞台、有觀眾席,羅馬人2000年前就這麼做;但現在蓋一座劇院,建築師必須思考,未來的人需要什麼樣的劇場?還要面對興建過程的所有問題。
建築師是跨越過去與未來的工作
在北藝中心的開幕論壇裡,當庫哈斯和希艾萊特介紹劇院設計的概念後,一位民眾舉手分享了心得。
他說,台灣早年網路不發達,沒這麼多休閒選擇,電影和戲劇曾是全民娛樂,家家戶戶都愛看野台戲,電影院也會在終場前一小段時間,打開門,讓沒錢買票的人進來一起欣賞,台語稱作「撿戲尾」。
經過這麼多年,北藝中心這座嶄新前衛的場館,內建一條複雜卻能深入館內的「參觀回路」,誰都能踏進一窺劇場的幕後機關,或在遠處看見舞台上的演出,讓他想起年幼時「撿戲尾」的記憶,「我認為北藝中心很深沉地回應了這個老文化,」這位民眾表示。

庫哈斯和希艾萊特露出如釋重負的笑容。他們一直嘗試對台灣在地文化做出回應,這一刻彷彿終於確認對上了頻率。
「我是一個樂觀的人,這是我的優點,」採訪時庫哈斯這樣描述自己,也像在形容對建築未來的想像。不論環境如何轉變,讓建築對社會產生正向意義,始終是迷人的。
不斷思考,不斷回應,這是庫哈斯和OMA一直在做的事,也是這間事務所之所以能站在世界建築前線的原因。(責任編輯:王儷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