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台灣每年可以招收的自費醫學生人數限定1300人。
24年過去了，台灣的人均國內生產毛額成長將近3倍，全國的醫療保健支出也跟著翻倍，台灣人變得更富有，醫療花費也更闊綽。然而，就像是一個無法破除的緊箍咒，台灣每年招考自費醫學生數量依舊，彷彿對時代與社會的變化無動於衷。
在此同時，世界各國的醫學生數量卻是不斷成長。在2000到17年，荷蘭的醫學畢業生幾乎以倍數成長，加拿大增加近8成，就連對醫學生名額管控嚴格的日本，都在醫師短缺的壓力下，增加13%的醫學生名額。
究竟為何在過去20年之間，各國的醫學生不斷增加？國外的醫療體系看見了什麼趨勢？
荷蘭模式寫進歐盟手冊
從慢性病趨勢，預測人力需求
除了美國與捷克等少數國家，多數國家都對醫學生名額進行管制，除了要確保足夠的醫療人力，最主要目的是避免醫師過多，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
由於培養一名醫師需要花費至少10年的時間，因此未來醫療人力的需求評估，是當下制定醫學生名額時最重要的依據。
只是預測未來談何容易？人口結構、疾病趨勢，甚至是醫療模式的改變，種種複雜的因素，都讓醫事人力評估註定是一門不精準的「科學」。
在各國中，荷蘭的醫療人力評估被視為典範，甚至被歐盟《醫事人力評估手冊》選為各國參考對象。
過去20年之間，荷蘭每年的醫學畢業生人數成長將近一倍，2000年原本只有約1400人，到了2019年已經增加到2600多人。
不斷開放醫學生名額限制的主要原因，就是觀察到新興與慢性疾病的趨勢。
荷蘭在進行醫療人力評估時，不只是計算民眾表面上跑門診或是醫院的次數，而是從疾病趨勢進行預測。例如，抽菸的人如果持續減少，那麼未來的肺癌患者會減少；又或者因為現代生活習慣改變，肥胖人口不斷增加，那麼未來的心血管疾病患者便會增加。
荷蘭政府為此訪查醫師專家，對糖尿病、癌症、酗酒、失智症等重大慢性病的趨勢進行推估，預估2010至28年之間，民眾醫療需求每年會成長約0.6%，對醫師人力需求也愈形擴大。
愈來愈多的國家，不僅觀察人口結構的改變，更以民眾的醫療需求與疾病趨勢出發，去預測未來需要的醫療人力。
瑞士考量到高齡人口的慢性病發病時間，來推估未來醫療需求變化。加拿大追蹤慢性病患者比例的變化，而澳洲則調查民眾對醫療標準的期望。
對於慢性病與新興疾病趨勢的重視，甚至是對於醫療品質的追求，也是多數國家近20年不斷增加醫學生名額的重要原因。
日韓凸顯政策制定壓力
求共識，須廣納不同利益代表
制定政策時，還需要廣納不同利益團體的意見。荷蘭的醫療人力研究由獨立的委員會負責，委員會成員來自醫療保險公司、醫師公會與大學醫學院等三方相互制衡的利益代表，因為具有公信力，才能夠成為重要的政策依據。
如果缺乏利益代表形成共識的機制，將導致每一次對醫療人力的調整，都會引起相關利益者反彈，成為費時費力的政治搏鬥。
因應疫情和未來需求，提出增加醫師人力主張的韓國即是一例。韓國的健康與社會事務研究所預估，韓國將在2030年面臨醫師人力短缺至少7000人。適逢新冠疫情的挑戰，執政黨因此提出未來10年內，每一年將增加400名醫學生名額。
這是韓國在過去14年來，第一次調整醫學生的名額。
然而在公布後，卻面臨了醫界激烈的抗爭。韓國醫師公會提出以罷工抵制政策，上萬名醫學生與住院醫師在疫情中上街抗議，甚至有上千名畢業醫學生，聯合抵制醫師執照考試。醫師公會主張，政府應該改善偏鄉醫師待遇，推動醫療資源的均衡分布，而非增加醫師人數。
面對醫師的罷工訴求，韓國政府最後只能選擇妥協，暫時擱置醫師人力政策的討論。
日本在2007年同樣出現醫療人力的研究，無法引導政策制定的現象，最後卻是在民意的壓力下，才打破25年來未曾變動過的醫學生限額。
《路透社》當時的報導指出，有8間醫院以人力不足為由，拒絕接受一名即將臨盆的孕婦，這名孕婦在尋找第9間醫院的路上遭遇車禍，胎兒最後不幸身亡，這樁悲劇催化了強烈的民意壓力。
當時的執政黨被迫將增加醫師人數列為官方政策，催化日本在2008年終於放寬醫學生限額，每年新增的醫學生人數從7000增加至8000人。
面對未來，創造一個能夠評估與引導政策的醫療人力協調機制，將是台灣至關重要的一課。「台灣目前的人力推估並沒有考慮新興的疾病趨勢，甚至是回應使用者需求，」長期關注人權與公衛議題的監察委員葉大華說，「台灣的醫療人力必須面對社會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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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黃韵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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