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帥被消失》中國米兔VS.西方#MeToo　為何命運大不同？

官方的恐懼，來自中國女權組織較其他公益團體，更擅長以實際行動帶動社會輿論。2015年3月，為紀念三八國際婦女節及反對性騷擾，5名女性在不同城市發起抗議活動，驚動當局後遭到刑事拘捕。自此每年3月，中國官方會特別關注女權組織的任何風吹草動，一發現立即剷除。

在中國，婦女能頂半邊天？

2017年，隸屬官方的婦聯會黨組書記就曾將中國女權與「境外勢力」扣連，「西方敵對勢力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積極兜售西方的『女權主義』、『女權至上』，企圖在婦女領域尋找和打開缺口。」

但其實早在半世紀前，因當時社會所需，毛澤東喊出「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口號，通過官方主導，發起一場性別意識改造運動。然而半世紀過去了，威權再度擴張，女權反而被視為威脅。

極權和父權就像一枚硬幣的兩面，是相伴相生。無孔不入的監控環境，更使得中國米兔註定與西方#MeToo走向不同結局，成為一場被邊界限制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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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看見邊界也不意味著毫無可能性。

關心此議題的人們，開始以隱晦的方式，迴避審查，討論被消失的事件。直到現在，依然有女性跳出來發聲，就是最明顯的例子。「即使是以卵擊石，飛蛾撲火自取滅亡的我也會說出和你的事實，」彭帥在貼文中寫道。

「彭帥的案子讓大家再次看到，女性的聲音是如何衝撞這個社會。中國米兔從個人層面改變了女性對自我的認識，接下來是對社會、文化的衝擊，最後才是對法律制度的衝擊，」中國女權人士、女權之聲創辦人呂頻認為，在中國，公民社會概念還很遙遠，畢竟言論受到管控，「但最重要的是，通過這個過程可以看見威權制度下，人們是怎麼反抗的，這是個前所未有的事。」

中國女權行動可分成三種路線：一種是女權行動主義，主張用實際行動推進社會改造，策略上偏向用民間組織的方式推動政策改變；第二種是商業女權主義，強調女性要自己奮鬥，改變人生；第三種則是半女權主義，一種自發且個體的，這些人對女權主義並沒有結構性的認識，傾向把問題單一歸納為私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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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缺乏「公共」的社會基礎，第一種路線窒礙難行，反而是自發、自動的個人行動，成為裂縫裡的希望。

與呂頻一樣，長年關注性別權益的律師方炘（化名），也在法律領域努力找尋空間。方炘目前執業十年，經手不少民事與計劃生育等案件，近期關注女性單身生育的權益與家暴案件。三年前她曾協助一名單身女性爭取凍卵，儘管案件以失敗收場，但還是在社群引發對現行法規的討論。

方炘認為，一個從上到下由父權建立的結構制度，不是那麼容易被撼動。但近年，整體性別意識是有些微進步，例如反家暴法的通過，以及有愈來愈多女性能清楚意識到自己在家庭、職場遭遇到的問題，與性別歧視有關。

影視劇嘗試撞擊父權高牆

大眾流行文化也出現性別議題的色彩。以《三十而已》為代表，近幾年以女性為議題的作品明顯增多，不少內容衝撞傳統價值觀，像是年齡焦慮、性侵、母親角色、女性追求自我，以及女性在職場上的弱勢處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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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文化代表的是大眾看法的最大公因數，若在這些作品中能看到對女性觀點的變化，就標示著社會的進步。比如說十幾年前的作品可能還圍繞在要不要把第一次給你的丈夫，現在反而是對年齡焦慮、結婚是否一定要生育的討論。也就是說，現在對性別的討論更多元、更具體，也更細緻，」一位中國影評人補充。

她分析，女性主題的作品增多，反映近十年來有獨立工作能力、消費強的高教育女性人數上升。作為主力消費者，她們更願意在影視劇裡看到符合自己的價值觀，或投射自我形象的作品。

不過她認為，不少作品還是無法跳脫父權思維，比如號稱第一女主角的戲，最終成功還是得靠男性的幫助，或是只為了跟男性談戀愛。

「從影視劇的角度來看性別議題，還是非常消費化的，文化層面是一種協商空間，是一個拉扯，」呂頻認為，大眾文化落後於社會運動，國外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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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頻不放棄希望地說，雖然在威權社會裡，個人的訴求無法對社會產生立即影響，但會帶來潛在的改變，「你可以感覺到人們都在等待，等待一個集結的機會，等待一個可能反抗的機會。這個等待說明什麼？就是今天的人們並沒有接受自己是一個百分之百的馴服者，這就是最有意義的事。」（責任編輯：吳廷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