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四年，是改變中日關係史的一年。
在轟轟飛馳的歷史歲月中，很少人特別記得一八七四年，但就在這年，一件發生在恆春北邊二十公里處石門山谷的小戰役，徹底改變了中日數千年來的「華夷秩序」，使得日本人一躍加入了西方列強的陣容，埋下日後侵略瓜分中國的伏筆。
事端的引子是三年前。一八七一年冬天，一批琉球人乘船途中遭遇暴風雨，漂流到台灣東南八瑤灣港(現屏東佳樂水北邊)附近，上岸後誤闖牡丹社，其中五十四人被排灣族原住民殺害。其餘十二人遇救，由台灣官方協助遣送回琉球。
琉球當時為中、日的共同屬國。牡丹社事件給覬覦台灣已久的日本一個起事的藉口。
「亞洲必爭之地」
早在半年多前的春天，日本明治政府的改革派領導人江藤新平就上書主張，日本的對外政策應將「中國」看做「亞洲必爭之地」，「不得此地則危，苟得此地則形成佔據亞洲之形勢」。
但為了要與俄、美、德、英爭佔中國，他建議日本應有謀略，先有數年時間整頓軍備，並積極發展與中國貿易，同時派遣「間諜」、「密探」，收集資訊情報，實地調査中國各種情況。在準備期間應先忍讓，使兩國之間相安無事。但等準備妥當時：
「海陸軍備完整、間諜掌握其情，地利詳而戰略定，此時若有無禮之事，則應糾正彼之錯誤，或與俄國相謀而並力，或使俄國中立而由我獨力，一舉征服中國。」
於是在牡丹社事件提供了「無禮」之事的藉口後，日本開始積極布局的行動。
決策者的無知
第二年，一八七二年，日本先在福州設置日本領事館，並密派陸軍少佐樺山資紀及兒玉源太郎(這兩人後來都做過日據時代的台灣總督)等幾人，從東京到福州再僑裝成商人搭船來台灣，得到駐淡水英國領事的協助，分頭遍歷台灣各處，細訪民俗、密探防備並探測沿海水深等等，做成詳細報告。
一八七三年，日本準備工作完成後，外務大臣副島種臣以換約為名，乘艦由長崎出發，赴北京向清朝問罪台灣事件。出海前他先向鹿兒島武士出身的主戰派陸軍元帥西鄉隆盛辭行。在軍艦上這位日本全權大使看到六百位士官水手伙伕皆纪律嚴明，不禁「撫髯大樂」，並意氣昂然的賦詩「保護海南建新藩」展示其染指台灣的企圖與抱負。明治政府那時已開始整治軍備，軍制也改為徵兵，破除了士、農、工、商四民間的階級之分。
在談判台灣問題時，清朝掌理外交造事務的總理衙門大臣答以牡丹社事件肇事者是「生番」。熟番之地清廷「置府縣而治之」，而生番「置於化外，甚不理事也」。這種態度不但反映出清政府敷衍怕事的心態，更顯露出清朝決策者對世界強權發展趨勢的盲然無知。
日軍來犯
相對而言，當時日本外務省對台灣問題的認知是：
「此番機會乃日本張威於亞細亞之良機。其原因乃台灣可謂亞細亞咽喉之地，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歐洲垂涎於此島之國家不少。若我不得此地而為彼所得，其利害之分，自不待言……，且與台灣交戰乃為實地鍛鍊我國兵卒，即此一端，亦應云可。」
日本對台出兵是繼三百年前、十六世紀豐臣秀吉出征朝鮮之後的首次對外發動戰爭。外務省官員的説法表露了期待之情：「皇國沈浮在此一舉，今後皇威不僅在亞細亞，且將輝耀於萬國……。」
出兵前，日本政府做了各種配合的組織準備。內閣會議先採納了「處理台灣番地要略」，政府在長崎設定台灣番地事務局，任命當時的大藏卿(財政部長)為台灣番地事務局長官，西鄉隆盛的胞弟西鄉從道中將為台灣都督。
台灣事件的刺激
一八七四年五月，西鄉從道率兵三千六百名，分乘八艘軍船和運輸船開往台灣海峽，由恆春北邊的社寮(今射寮)登陸，逆四重溪而上，攻陷石門，圍攻牡丹社，燒毀部落，迫降高山族。
這次戰役在二十天之內就結束了，山胞和日軍戰死的都不到二十名。日軍開始在今車城紮營，建都督府、設病院，打算屯田久駐。但日本人因水土不服，染疫癘而死的達五、六百人，有些騎虎難下。
台灣事件對清廷的震撼效應不下於鴉片戰爭——日本這個向來向中國朝貢稱臣的小國竟敢出兵台灣，以武力向堂堂大清帝國的威權挑戰，「蕞爾日本略效西人皮毛，亦敢睥睍上國。」清廷震驚之餘，一方面照會日本，説明「生番之地」係屬中國版圖，指責日本出兵違背兩國間之友好條約；另方面急派以幹練著稱的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赴台全權處理，先後調派一萬名洋槍隊渡台，積極備戰。但清廷自知實力不足，海防空虛，且新疆亦有紛爭，不欲戰事擴大。而明治政府亦因英美等國恐危及商業利益對日施壓責難，內閣意見分裂，又逢北方朝鮮變局，也想早日結束他們所發動的第一次對外戰爭。結果清廷支付五十萬兩，承認日本征討番地為義舉，也間接承認琉球改屬日本。由登陸到撒兵，日軍佔領台灣南端，總計半年。
當時旅居中國的倫敦泰晤士報記者宓吉(Michie)，從旁觀察評論慨嘆：「台灣事件的處理等於向全世界宣告：這裡有一個富饒的帝國，它將隨時自動地給你支付賠款而絕不進行戰鬥。支那的命運的確是結束了。」
台灣戰事重新剌激了清廷掙扎圖強的危機意識，一時議論紛紛，引發了中國近代海防建設的大論爭。
辦理通商事務兼直隸總督的李鴻章，曾與西方各國以及日本多次接觸談判，感受特別深刻，他體驗到處理國際關係最後的憑藉在一國之實力。
出身安徽合肥，以訓練並統領淮軍，幫助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之亂而日漸受朝廷重用，李鴻章以他文武兼俱的實戰經驗認識到：
「洋人論勢不論理，彼以兵勢相壓，我第欲以筆舌勝之，此必不得之數也。 」
他奏章急急示警：最近日本「改習西洋兵法，仿造鐵路火車，添置電報、煤、鐵礦，自鑄洋錢，於國計民生不無利益。並多派學生赴西國學器藝，多借洋債，與英人暗結黨援，其勢日張，其志不小，故敢稱雄東土，藐視中國，有窺犯台灣之舉。泰西雖強，尚在七萬里以外，日本則近在戶闥，伺我虛實，誠為中國永遠大患。」
五十二歲的李鴻章那時也已看清楚，中國的外患過去多來自西北，而現在外來的威脅多起自東南海疆。陸上的威脅已逐漸被海上的強權所取代，夾堅船利砲，時時脅迫。他慷慨上書、呼籲改革：「欲整頓海防，捨變法與用人，別無下手之方」。
他的具體建議是改良軍備，建造鐵甲艦，設立海軍；並撥海關洋稅，興利開礦；改良科舉考試制度，另開洋務一科取士，沿海省份設立洋學校。
反對的守舊人士則大大攻擊李鴻章等洋務派的「變法」建議，指責這是「以夷變夏」，企圖從「道德人心」這個根基上動搖國家民族。
就在議論紛紛時期，親政不久的十九歲同治皇帝因病而死，慈禧立四歲的載湉為光緒帝，開始第二次垂簾聽政。
四十歲的慈禧再次聽政，有意「勵精圖治」，於是批准了海防建設方案。派李鴻章、沈葆楨分別督辦北洋、南洋海防事宜，並先在北洋創立水師一軍。同時決定購買十二艘鐵甲艦，並試開煤礦。
遺憾的是，二十年後，中國在百難中建立起的海軍鐵甲艦隊，在黃海上被日本海軍砲轟得灰飛煙滅。
因日本侵台事件而興建的北洋海軍，甲午之戰被一舉殲滅。二十年後台灣終究没有逃脫被日本佔據的命運。
軍事走上現代化
日本進攻台灣，除了讓清廷驚覺到海防的重要，也意識到台灣在戰略地位上的重要。派往台灣負責全權處理的欽差大臣沈葆楨，是林則徐的女婿，以積極幹練著稱。他的第一步工作是使台海的軍事走上現代化。
他先巡視各地，認為加強軍事防務是刻不容緩的事，為防衛台南府城的安全，首先聘請法國工程師在安平設計建造了一座安放西洋巨砲的堡壘。
完工後，他親自在城門內外分別題字「萬流砥柱」與「億載金城」，所謂金城，就是銅牆鐵壁，固若金湯的城堡。今天到台南安平二鯤鯓，可以見到沈葆楨的銅像立於這座可以容納一千五百人的雄偉堡壘內。
此外沈葆楨也在台灣南端修築城池，建為恆春城，至今仍為台灣目前保存最為完整的一座古城，四座斑駁的城門屹立在恆春。
沈葆楨又認為台灣軍政積弊太深，主張福建巡撫移駐台灣主持大局。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清廷決議以福建巡撫冬春兩季駐台灣，夏秋兩季駐福州，向台灣建省邁進了一步。
除了修築砲台要塞等軍事設施外，在短短的一年任期內，沈葆楨也大力推展各項基本建設，將行政治區遍布全島。為了長治久安，他積極展開「開山撫番」的工作，把政教建設擴展到東部後山，也就是今天的台東。
沈葆楨認識到交通建設的重要，三條聯絡台灣東部重要的道路陸續開闢。福建提督羅大春開建蘇澳、花蓮間的險阻山路，這是今天蘇花公路的前身。在台灣南部，同知袁聞柝則負責開闢了由赤山到卑南的一段路，這是今天南迴公路的濫觴。
最為艱巨的一段工程要推由總兵吳光亮修建的橫斷中央山脈道路，起自竹山，終到花蓮玉里，這就是著名的八通關古道，現在的新中橫公路大致也是沿著這條古道修築。在鳳凰山區的岩壁上，還可看到吳光亮豪氣磅礴的四個題字「萬年亨衢」。這些路線後來都成為日據時期和光復後興修的許多重要道路的基礎。
以往台灣的開發，大致限於西部平原。沈葆楨的開山撫番，在開發台灣東部，使不再為無主之地。山道既通，必須招募民衆墾耕，因此沈葆楨上書力陳，使原有不准內地人民渡台的禁令正式廢止。
一八七五年二月，台灣正式全部開放，中國人終於可以自由移民台灣，開墾土地。
沈葆楨分別在廈門、汕頭、香港設立招墾局，來台灣的人可得到船票、種子、房屋搭蓋費及一年半的口糧，又可分到水田、旱地各一甲。每十人分得耕牛四頭、農具四副，而且三年後才開始徵收租賦。
沈葆楨剛到台灣時，軍政文教重心都在南部。當時台灣的行政區域為台灣一府，管轄台灣(台南一帶)、鳳山、嘉義、彰化四縣和淡水、噶瑪蘭(宜蘭)兩廳。
為了更方便治理台灣各地，沈葆楨擴散行政轄區，改淡水廳為新竹縣，噶瑪蘭廳為宜蘭縣，在艋舺增設淡水縣，都歸新設立的台北府管轄。從此，台灣的發展重心開始逐漸北移。
移民增加
全面的積極開發，為台灣的各種公共建設打下基礎，更吸引了大批的閩、粵人民，乘風破浪，渡過台灣海峽，加入移民開墾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