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成功的生根與落地 — 明鄭

台灣是中國的門戶，但日本人對台灣早已垂涎，他們自認來台時間至少不比中國海盜晚。一六〇二年，(明萬曆三十年)十月，一批倭寇被明朝大將戚繼光追剿，便逃往台灣，劫掠島上原住民和漢人，騷擾了三個月，才又被明軍趕走。七年以後(一六〇九年)，德川家康手下的商人有馬晴信正式率兵來台，一方面想招撫原住民向日本進貢，一方面調查台灣的港灣和物產，但被原住民趕走。

再過七年，德川家康又派長崎官員率十三艘大船來佔領台灣，其中十二艘在琉球海面就被颱風吹走，唯一開到台灣的船、士兵也被原住民殺光。

日本不斷顯露出對台灣的高度興趣，但他們和荷蘭人一樣，是想以台灣為跳板，真正的用心在中國大陸。不過日本是近鄰，在中國人感覺上，更值得憂心。

這也許正是明朝政府寧願讓荷蘭人佔領台灣的心理背景。明太祖之所以在立國之初便實行「海禁」，不許人民出海，也不許與外人交易，原因之一便是為了防堵「倭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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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東亞的其他國家一樣，是靠著引進中國文化而發展起來的。但是從十四世纪起，日本開始對中國不服氣了。

 

對中國不服

 

明朝兩百七十六年，正好是日本由一個向中國全面學習的藩屬國，努力翻身要成另一個世界中心的時期，可是另一方面又切望與中國貿易，繼續學習中國文化。明政府斷絕對日關係，日本人便希望打通民間的管道。那時干犯法令遠航日本的中國人很多，鄭芝龍便是其中之一。

鄭芝龍一六一九年初到日本，平戶島主(松浦藩主，其後代松浦靜山的外孫即為明治天皇)便予召見，詳細詢問中國事宜。這也正是日本官方蒐集外國情報的方法。

平戶島是日本吸收外來資訊最早的門戶。不僅葡萄牙人、荷蘭人、英國人在此設立商館通商，更早在七世紀時一批批的「遣唐使」也自此地乘船西渡，到長安去留學，吸收中國文明精華，學習唐朝的律令制度、學術文化與科技，其中最有名的取經者是空海和尚。他們返國後，仿效唐朝建立中央集權郡縣制，又仿照長安城，興建了奈良和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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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人到日本，也一樣要受到幕府和地方的盤問，由荷蘭人傳來的西方文化與學術，日本人稱之為「蘭學」。幕府還把向荷蘭東印度公司與唐船(中國商船)打探到的情報，編輯成「荷蘭風説書」和「唐風説書」。在舊的學習對象—中國—與新的學習對象—西方—之間，日本正在思索自己的發展方向。

若論對西方知識的追求，這時期的中國並不落於日本之後。利瑪竇、湯若望等耶穌會教士正在中國傳教，用科學新知作為包裝，很得部份中國知識份子的信服，承認他們所講的學問「多華人所未道(很多是過去中國人不知道的)」。中文版「幾何原本」一六〇七年便已譯成，教士金尼閣帶來的西書達七千部之多。德川家康固然重用一六〇〇年漂流到日本的英國人威廉．亞當斯，明朝的崇禎皇帝也派湯若望修訂曆法，採礦製砲，隨軍征戰。在現代化的起跑點上，中國縱使没有領先，至少也是與日本齊步並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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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亞洲的念頭

 

因為是一個掙扎翻身的國家，日本在對外關係上不像明朝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而相當具有攻擊性、侵略性。一五九二年，豐臣秀吉認為日本領土太狹小，興起「征服亞洲」的念頭，於是發動「討伐明朝」的戰爭，派遣三十萬大軍橫渡對馬海峽，想假道朝鮮，攻人北京，讓日本天皇「做中國的皇帝」。(他還想由中國繼續進攻印度。「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想法，那時就有了。)

對於荷蘭，日本人也學中國的樣，把荷蘭説成是日本的「朝貢國」，把貿易往來説成是「入貢」。在此高姿態下，日本商人拒絕向荷蘭東印度公司繳納關稅，雙方由此衍生的糾紛經年不息。直到一六三三年，傳來對台灣荷人大好的消息：德川幕府下令「鎖國」，在外商人一律返國。日本商人從此絕足不來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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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鎮國與中國的海禁表面相似，實質大不相同。明史專家黃仁宇分析：從經濟層面來説，明朝的海禁是為了遏止東南沿海的經濟發展過於迅速，怕與廣大內地的貧窮差異太大，會引發政治上的不穩定(這個問題壓抑了五百年，到今天中國大陸還是要面對)，因而削足適履，強求齊頭點平等。

日本的鎖國則是一種有選擇的管制，規定只准荷蘭船和唐船來貿易，貿易地點僅限於長崎，荷蘭人只能集中住在長崎市內一個叫做「出島」的特區(後來華人也限制在叫做「新地」的特區)，官方派專人與他們接觸，一般日本人不得與他們往來……。日本學者信夫清三郎明確指出：鎖國政策是幕府為了攬權而採取的壟斷貿易與情報的手段，並不是真把日本封鎖起來。

 

不靠科舉出人頭地

 

日本商人不來台灣，便剩下西班牙人與荷蘭人南北對峙。一六四二年(崇禎十五年)，荷蘭人北攻雞籠，七天之後西班牙人投降。其實在這場戰役中，西軍僅三百多人，荷軍也只六百多人而已。一直到鄭成功攻台，台灣的荷蘭人始終不上千人。

在荷蘭人趕走西班牙人，統有全台的那一年，鄭芝龍的長子鄭成功還叫做鄭森，才十九歲。方巾儒服到省城福州去參加科舉考試時，他遇到一個金陵相士，説他是「奇男子，骨相非凡」，有雄才大略，不靠科舉出人頭地。然而鄭森不想走他父親的老路。

他父親鄭芝龍這時候飛揚得意，在福建廣置田園宅院，據台的荷蘭人也剛被他打敗，他説什麼，荷蘭人不敢不聽。他每次出遊，從人數百，衣飾都極華麗，分不出誰才是鄭芝龍。連年飢荒後中原大亂，朝廷澂求將才，鄭芝龍賄賂朝中權貴，保荐自己，於是升了總兵(相當於軍區司令官)。

一六四四年，流寇李自成陷北京，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缢。接著清兵入關建立新朝代，明福王在南京組織流亡政府，為籠絡南方軍事力量，封鄭芝龍為南安伯，弟弟鄭鴻逵為靖虜伯。第二年，南京陷落，鄭氏兄弟擁立唐王於福州。鄭芝龍因此晉封平夷侯，福州小朝廷滿朝武將不是鄭氏家族，就是鄭氏部屬，軍國大權全在他一人手中。

 

亂世的梟雄

 

可是有了大權的鄭芝龍並不滿足，他要求福建、廣東兩省從巡撫以下各級官員都要捐錢(説是捐助軍餉)，富紳大戶也要捐，若有人敢不捐的，就在他家門上大書「不義」兩字。接下來他開始賣官，娼妓、優伶、僕役，只要肯出錢都可以做官。

鄭芝龍是亂世的梟雄，他聚斂了這麼多錢之後，並不出兵打仗。他認為明朝的氣數已盡，不願意做「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努力；而要藉機保存、壯大實力，作為與下一個政權討價還價的籌碼。

唐王隆武皇帝全仗鄭家支持，雖然焦急，卻是毫無辦法。看到鄭森的氣質與他父親大不相同，便把部份希望寄託到他身上，賜姓朱，改名成功，讓他掌管皇帝身邊的禁軍，那時候鄭成功是一個太學生，並没有帶兵的經驗。

鄭芝龍把家鄉攪得「閭里騷然」，遷移台灣的漢人更多了。可是在荷蘭人统治下的日子也愈來愈不好過。荷蘭人開始課徵「人頭稅」，漢人年滿七歲，不分男女老幼每個月都要繳四分之一里爾(Real)的稅金，其他各種稅目，也都隨著漢移民的增多而加重。

 

課徵人頭稅

 

荷蘭人自己，早在一四七七年還没有獨立建國的時候，就曾經強迫年輕的统治者瑪琍女公爵簽署一份「大特權」文件，規定统治者未經各市鎮同意，不得開徵新稅。這民主的做法，並没應用於遠東的殖民地台灣。

而在漢人的文化傳統與生活經驗裡，也完全没有與統治者討價還價的觀念，更談不上雙方簽訂權利義務的契約。

隨著漢人的增加，反抗事件時有所聞，荷蘭人於是更加嚴苛：禁止收藏刀器、禁止自由集會，甚至強迫有反抗嫌疑的漢人放棄原有的土地與房舍，搬遷他處。

東印度公司一方面利用因戰亂而遷台的漢人開墾生產，一方面憂慮著明清的交戰可能對台灣不利。尤其那控制海權的「一官」，究竟在中國的地位會上升或是下降？

鄭芝龍的觀望、遲疑，終於導致唐王遇害，福州小朝廷滅亡，泉州陷落，鄭芝龍擁兵退守福建安平，「軍容甚勝，旌旗搖海」，但他決定投降。弟弟鴻逵和兒子成功認為他的實力仍足以對抗清軍，幾度勸他，他都答以「識時務者為俊傑」、「擇主而事，古來豪傑往往有之」，決心向勝利者靠攏。到泉州向滿清親王博洛投誠途中，他還放出話來：想做清朝官的，可以找他開個價碼了。

相反的，他那日本妻子所生，出生平戶海濱，七歲才接回中國的兒子成功，卻極有民族意識，在驚聞唐王死訊之後，到孔廟去，把一向穿著的儒巾、儒服在孔子牌位前燒毀，宣布「昔為孺子，今為孤臣」，告別他原本嚮往的儒士生涯，展開他後半生的抗清事業。

鄭氏父子對中國傳统倫理道德的觀點天差地別。大陸學者鄧孔昭認為，鄭芝龍自少年時代就徹底鄙棄傳统禮教。

鄭成功卻「性喜春秋，兼愛孫吳」，受晚明東林黨人標榜志節的言論影響很深。他雖出身日本，但對他的民族大義恐怕只有助益，而無減損。

 

專業官僚的武士

 

原來日本自從十七世纪經過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等的連番爭戰，結束羣雄割據的戰國時代以來，產生了一種專業官僚——武士。在戰國時代為主君效命沙場的武士，在國家統一、承平之後轉變成肩負國家行政工作的官員(日本直到一九一一年，公務員中仍有八五％是武士家族出身)，但仍然是崇尚武藝、講究忠誠的家臣。他們又自恃身份，要做四民的表率，而他們的端正言行也確實對人民產生了示範的作用，形成普遍自我規律的道德觀。(見二二頁)

也在同時，德川家康定朱子學為「官學」。所謂朱子學，就是宋儒朱喜所提倡的理學或道學，宋朝就已傳人日本。這時候德川家康把朱子學中的「五倫」觀念與日本固有的「天道」觀結合，建孔廟，講四書五經，名分、道德、責任等思想隨著武士的示範深入民間。

鄭芝龍北上降清後，清軍劫掠鄭家，鄭成功的日本母親因遭強暴而上吊自殺，日本人後來感佩田川氏的節烈，説：「不愧為我日東產也。」

 

大將軍罪臣

 

中日混血的鄭成功展現出他日本武士式的暴烈性格：他痛憤母親受辱，剖開母腹，取出腸子洗滌乾凈，再放回去，縫好，才入殮。

－六四五年，肩負國仇家恨的深深悲憤，二十三歲的鄭成功從烈嶼(在今金門縣，俗稱小金門)起兵，舉起「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罪臣朱成功」的旗幟。

那時追隨他的只有九十多人，他也没有軍費，空手率部屬乘小船來到廈門港外的小島鼓浪嶼，恰好有一艘鄭家的商船，從日本販賣了生絲、藥材等貨物，得了十萬兩銀子回來，鄭成功強取了這筆貨款充當軍資，並且由此開始，很快接收了父親和家族留下的勢力，包括海上貿易與商船稅金。

前幾年，鄭芝龍在閩南，曾經三次與荷蘭東印度公司締結通商互惠條約，他的商船往來日本、台灣、澳門以及東南亞各國，為他累積了大筆資財。現在鄭成功取而代之。不同的是鄭芝龍把錢用來置買私產、結交權貴，鄭成功則全部作為軍餉、軍備之用。全盛時，他有幾十萬部隊，幾千艘戰艦。

 

國姓爺的艦隊

 

此後十二年裡，鄭成功轉戰南北，時而為爭取整編時間而與清廷議和。他很了解後勤補給的重要，派出海外的商船比鄭芝龍時代更多，與台灣的往來更是頻繁，這讓荷蘭人亦喜亦憂，喜的是有生意好做，憂的是國姓爺(外國人都如此稱他)對台灣島有看不見的影響力，時時謠傳國姓爺要來攻台灣。一六五二年還發生漢人大舉拿竹棒起事(武器早被荷蘭人没收)的郭懷一事件。荷蘭人驚恐萬分，大肆屠殺，大約有六千名台灣漢人在此事件中遇害。

國姓爺的經濟實力驚人。一六五七年，鄭成功徵調商船運軍糧，去台灣的商船就少了。荷蘭人以為這是鄭要攻打台灣的前兆，因此對廈門(鄭改名為思明州)來的商船檢査挑剔特別嚴。鄭成功大怒，索性不發一艘商船去台灣(他在寫給荷蘭總督的信上説：「大部份商船是我的，小部份是我部下的，我若下一道命令，誰敢不遵？」)，也不許別國的商船前往。

荷蘭人在台灣的商務因此陷於停頓，不得已派通事何斌(鄭芝龍的老部下)去請求解禁，答應毎年貢獻白銀五千兩、竹箭十萬支、硫磺一千石，鄭成功才重新派商船前往台灣。這一派，數量之多，竟「使得台灣島上的出口額創下空前紀錄，」美國人德微臣(Davidson)在所著「福爾摩沙的過去與現在」一書中如此描述。

讀書人出身的鄭成功，比他父親更擅長組織與商業管理。他成立祕密商團組織，在內陸的，稱為「山五商」，分金、木、水、火、土五個商行，以杭州為中心，搜購中國絲綢、瓷器、珍玩等，運到廈門，交紿「海五商」販運出海。

 

山五商與海五商

 

海五商運輸瓷器，更有獨一無二的包裝方式。首先，瓷器裝箱同時，在間隔中灑上一定份量的綠豆和水。一星期後開船，綠豆已根芽交錯，將瓷器牢牢纏住，不怕顛簸、擠破、易碎。船行中，航海人員更有綠豆芽可以佐餐。

海五商分為仁、義、禮、智、信五個商行，組成船隊，往來東西兩洋，尤其是日本，賣了貨，再運杉木、桐油、鐵器、火槿等軍需品回來，供部隊使用，或運外洋土產，轉交山五商賣到內地，形成一個循環網路。

由於山五商與海五商是祕密組織，鄭氏集團的規模及數字不得而知。但從鄭家一艘商船跑一趟日本便連本帶利有十萬兩銀子看來，鄭成功的商團大約是當時東方海面上財力最雄厚的大商社，比以國家為後盾的荷蘭東印度公司還大，而且是中國唯一的外貿商團。

這家大商社結合商業與政治的力量，而且深知資訊蒐集的重要，五商也兼作情報機構。清初在福建多年，又曾經來台灣採硫磺礦的郁水河紀述説，鄭成功「遍布腹心於內地」，大陸各省的總督、巡撫、提督、兵鎮各級衙門，一有什麼風吹草動，馬上報與鄭成功知道，早早做準備。永曆七年(一六五三)滿清都统金礪率數萬騎兵來攻漳州海澄，每一步行動鄭成功都得到情報，因而打敗這位知名的滿州悍將；在與滿清議和期間，北京及關外的各項軍報鄭成功也都充分掌握，了解清廷一面議和，一面增派兵馬，故而能從容應付。這些都是五商及其各地分號的功勞。

五商做情報，一是用老法子．花錢買，所以郁永河説鄭成功「交通內地，遍買人心」；另一種方法更高明：五商的子弟參加科考，當上舉人、生員，與地方官員往來應酬，談笑杯觥間得到消息。商人的身分本身就是很好的掩護，他們交遊廣闊，遍及各階層，中國商人做生意素來就是要交結官府、打通關節，打探、傳遞訊息又可以利用進貨、出貨等名義。鄭成功把一個原本純屬民間的網路化而為政治勢力所用，而且是有系统、有意識地妥善運用。

 

片板不許下海

 

那時鄭成功完全控制了中國海上航行權。除了他和部下的武裝船隊之外，其他商船都要向他購買通行證，西洋船(走南洋各國)三千兩，東洋船(走日本)小船五百兩、大船二千一百兩。清政府依循明朝老規矩：「片板不許下水。」事實上也下不了水。後來一個海商向清政府供述説：「彼時船出海外，非得國姓票必不能行。」外國人要買中國貨，也非得與鄭成功打交道不可。中國的海外貿易是由鄭家壟斷了。

鄭成功由列嶼起兵到一六六一年東渡台灣以前的十六年間，有很長一段時間實際上只佔據著金門、廈門兩個小島(當時廈門與大陸並不相連)，以及另外幾個更小的島。郁永河形容他「以海外彈丸地養兵十餘萬，甲胄干戈罔不堅利，戰艦以數千計」，一柱擎天，獨力抗拒滿清傾國之師而毫無潰退之象，一度還北伐進取南京，「京師為之震動」，而他的財用來源，就是「通洋之利」。

 

通洋之利

 

一六五九年，他勢力最盛的時候，率全軍北伐南京，企圖一舉收復長江以南，與清軍隔江對峙。結果潰敗，雖然迅速撤回，也只保得金廈兩島，元氣大傷。

他為什麼不能安享「通洋之利」，或者像他父親一樣，只保全集團利益，甚至以集團勢力為籌碼，割據一方，而要孤注一擲，冒險求全盤之勝？

用他自己的話説：「十年養銳，正欲待時。」恢復中原是這位悲劇英雄存在的目標與意義。

失敗之後，他才不得已，在海外另闢樂土，用比較長遠的方式，實現他的理想。

北征的這年(一六五九)，為他在台灣臥底的荷蘭通事何斌帶著台灣地圖來投靠他，遊説他取台灣為「根本之地」。何斌形容：台灊「沃野千里，實霸王之區。若得此地，可以雄其國；使人耕種，可以足其食。上至雞籠、淡水，硝磺有焉。且橫絕大海，肆通外國，置船興販，桅舵、銅鐵不憂乏用。移諸鎮兵士眷口其間，十年生聚、十年教養，而國可富、兵可強，進取退守，真足與中國抗衡也。」

兩年後，鄭成功便發兵攻台了。

－六六一年陽曆四月，他率領三萬五千軍分乘四百多條船，在金門料羅灣集合，先到澎湖，等候風平浪靜，四月三十日黎明時分開抵鹿耳門外。荷蘭人以為鹿耳門水道淤淺已久，大船不能通行，所以没有設防，熱蘭遮城的炮台也都面向著外海。但是何斌知道，這淤淺的河道中已徑又沖出一條深水，漲潮時可行巨艦。

 

發兵攻台

 

清晨大霧，為鄭成功的艦隊作了天然掩護，荷蘭人完全没有察覺。到九點左右，潮水漲起來。鄭成功隨船攜帶有媽祖像，這時請出，設香案祭拜。然後親自與何斌在前面探道，果然有一條深水道。傳説這天潮水漲得特別高，中午過後，所有兵艦都順利開進鹿耳門溪，在北線尾附近登陸。當時的情景，據正好在台灣旅遊，臨時為荷蘭人助戰的瑞士人賀波描述：

「一六六一年四月三十日，上午有濃露，不能遠望；然而霧散了之後，我們就看見有數不清的中國木船在北線尾港口，桅檣甚多，好像光禿的樹林。我們不勝驚駭，因為這是連長官自己也没有料到的事情，不知道那是我們的朋友或敵人。」荷蘭人雖有火砲，鄭軍也有大炮二十八尊，荷軍人數又少，出城迎戰敗在鄭軍刀劍之下，只得退守熱蘭遮城。今天在台南市安南區四草湖的大衆廟旁邊，還埋著當年陣亡荷軍的枯骨。

鄭成功為了感謝媽祖以潮水相助，第二年在鹿耳門溪邊建了一座媽祖宮，可惜於兩百多年後(一八七四)毀於大水。(如今登陸處附近蓋起了富麗堂皇的新媽祖廟，穿過廟前廣場上成排賣吃食的攤子，溪邊一片田疇，一間小小抽水站的後方便是它的遺址，只有台南市政府樹立的一塊木牌，標示著這段歷史，溪中則遍布蚵架，別説行船，連游泳都不可能了。)

鄭成功並不硬攻熱蘭遮城荷蘭守軍，而採取圍困政策，從陽曆五月一日圍到次年二月一日，荷蘭人才終於投降，搭乘東印度公司船隻返回巴達维亞。

這是近代史上，歐洲人在東方海上的一次重大挫敗。

正當鄭軍圍困台灣之際，清世祖順冶皇帝為了阻絕沿海居民與鄭氏的往來，發出一道比「海禁」更保守，更不顧惜民生的命令：遷界。北起山東，南到廣束，所有沿海居民一律向內地撤遷三十華里(十八公里)。遷界以福建執行得最為徹底，閩邊一千八百二十里海岸線，後退三十里築牆，過牆一步便遭打死；不肯搬遷的便燒掉他的房子。不僅「片板不許下水」，更「粒貨不許越彊」。清朝希望以斷絕一切商業來往，徹底截斷鄭軍的接濟。

 

經濟封鎖台灣

 

這項殘酷荒謬的政策，導致百姓流離，死者數百萬。但是執行二十年，確買收到了封鎖台灣經濟的效果。到鄭經時代，台灣不僅缺糧，連出口砂糖用的裝箱木材都缺貨。

鄭成功了解經濟封鎖的嚴重影響。以一支私人部隊獨扛大明旗幟，與中原政權力爭正统代表的他，現在侷處海上，只能落地生根，從建設台灣做起。

一六六二年二月，鄭成功正在與熱蘭遮堡荷蘭守軍談判和約之時，消息傳來，鄭芝龍在北京柴市被斬首。被流放下獄的漫長時日裡，他不知是否曾想到當年臨別之際，鄭成功跪在地上，拉著他的衣角哭勸：「虎不可離山，魚不可脫淵」的情景？

鄭成功自此經常半夜起身，面北而哭。但對他更深的打擊接續而來。他趕走荷蘭人後，改台灣為「東都」，虛設帝位以待桂王永曆皇帝前來「巡狩」，一六六一年四月間便傳來永曆慘死於雲南的消息。十七年來「枕戈泣血」反清復明的努力，一時間都失去了意義。

當初鄭成功攻佔台灣的決策並未得到部份軍要將領的支持，負責留守廈門的他們，甚至以不運糧食到台灣為挾制，鄭成功臨死時，還手持望遠鏡，登樓西望澎湖，看「有糧船來否？」他的焦急、憂慮，正反應出內心的無奈。

 

內憂外患交集

 

這一角江山，是他打下來的，這一支隊伍，是他聚攏來的。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強人體制，他從來没有採納過與他不合的意見，他自己「抱得未曾有之孤忠」(沈葆楨語)，他的部下卻往往爭名奪利、貪生怕死，全靠他以個人威望和重賞嚴罰壓制。

內憂外患交集襲來，身心交瘁，使得一代強人終於病倒。一六六二年五月，鄭成功去世，正值三十九歲的英年。

當年在平戶小島海灘誕生，沐浴著同樣的太平洋海風，如今回歸南方另一個島邊的塵土。鄭成功死後被葬在當年登陸的鹿耳門港附近。

他在台灣總共只住了十三個月又七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