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肅貪體制」的「金三角」──調查機關（包括政風單位）、檢察系統、法院，在朝野全面喊抓喊辦的聲浪下，接下一個個「肅貪方案」、「肅貪作業要點」；最高檢察署成立「肅貪督導小組」，各地方檢察署成立「肅貪執行小組」，還有刻正研究中的「廉政公署」。
「肅貪體制」有了這些新的「小組」和「方案」，甚至「公署」，真的有助於肅貪？這個體制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
從體制上來看，肅貪無法有效執行，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調查及司法機關在整個貪污案件審理過程中，受到過多「政冶性」干擾，很難獨立依法辦事。
例如新加坡和香港，如果公務員的財產總值（包括近親）和合法的薪水所得差距懸殊，必須自己舉證，證明自己的財產來源是正當的，否則查辦。而阿拉伯反貪污署來台訪問，也提起在當地如果那個官員風評很差，就守在他家門口，有人帶禮進門，走時没帶出來，確定後，就逮人法辦。
不過，即使調查機關好不容易將證據蒐集全了，但對案子移不移送地檢署，並無決定權。調查局雖隸屬法務部，但「爸爸是法務部，媽媽是國家安全局」，一位資深的調查員表示。尤其是「大案」，規定必須上呈「諮詢單位」──國安局，斟酌「辦大案，對社會穩定會不會有影響」，再決定移不移送地檢署，而國安局又受總统指揮。幾個經由媒體炒作的「大案」像「十八標」，現在似乎銷聲匿跡了，這些「大案」辦不辦？「辦是不辦，由上頭決定，並不是拿到證據就移送的，」一位調查員表示，大案要不要辦，就看「上頭的決心」。
案件經調查局「過濾」後，移送到地檢處又得面臨一次「過濾」，因爲即使承辦的檢察官認爲證據足夠了，準備起訴，實務上還必須上呈主任檢察官和檢察長「共同斟酌」、「層層斟酌」，才能做最後定奪。當年高新武以地院低階檢察官， 在判斷證據足夠之後，隨即拘捕、起訴掌管司法風紀的廳長吳天惠行賄一案，並未上報長官，引來不尊重司法倫理、藐視辦案程序的批評。假如高新武依正常程序上呈，吳天惠行賄是否會被起訴，可能還是個未定數。
我國檢察體系不是隸屬司法院，而是隸屬於行政體系的法務部，「檢察官是司法行政官，有政策上的考量，」一位主任檢察官明白的指出。
政府在政策上宣示要嚴懲貪污。根據「肅貪方案」，最高檢察署成立了「肅貪督導小組」，以檢察總長爲召集人，成員包括調查局長、檢察司長和政風司長；各地方檢察署則成立「肅貪執行小組」，以檢察長爲召集人，成員包括主任檢察官、調查處（站）長，和檢察機關的政風室主任。「執行小組」每月開會一次，月終必須統計案件，並將辦理情形呈報「督導小組」。
事實上，小組開會只是讓檢調機關有機會交換意見，並非針對個案討論，「現在還只是籠統性的討論如何改進，紙上談兵，還不如拿這些時間來辦案，」一位主任檢察官淡然表示。
如果「小組」的功能有限，成立一個專辦貪瀆的「廉政公署」如何？「要想學新加坡或香港的作法，第一個就碰到修法的問題，必須要有法律的配合，廉政公署才可能發揮作用，以目前立法院議事的效率和態度，太多的法要制定、要修，我看這個問題很難，」一位襄閲庭長（相當於法院副院長）不樂觀地表示。「成立什麼單位是其次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執法人員的決心和配合，」辦案十多年的主任檢察官也表示了一致的看法。
司法人力不足
即使有了決心，但司法人員人力缺乏，使司法人員對於肅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目前各檢察署和法院都設有「專股」的檢察官和法官承辦貪瀆案件，在檢察長和法院院長的心目中，他們的共同特質是操守没有問題，具有工作熱忱，辦案經驗夠，經過遴選後才能榮任的。不過雖名之爲「專股」，卻仍須兼辦他案。
以大台北地區爲例，地院檢察官一個月要辦一百四十到一百六十個案子，平均每個工作天要辦六個案子，在這個驚人的辦案量下，每個月終還有結案的壓力，再加上貪瀆案調查證據耗時，能「主動、積極」調查證據的專股檢察官，少之又少，毛病出在「是不能也，非不爲也」，一位主任檢察官略顯激動地表示，「司法官錄取的名額已經非常有限，現在檢察官還要『調部辦事』，檢察署的員額，不增反減，人手太少……」。每年每月犯罪案件激增，但是檢察官和法官錄取的名額，並未依案件數量的比例增加，再加上「調部辦事」和轉任律師，因此造成人力相對地不足，所有法院和檢察署皆然，早已不是新聞。這個問題懸而未決多年，在司法體制內是個永遠的痛。
司法人員的量不足之外，目前司法官的徵選制度也無法保證司法人員的品質。「司法官是考試產生，是考法條的熟不熟悉，連法理都没辦法考出，品德更考不出來，」監察委員翟宗泉認爲，司法官考試應學習美國增加品德調查，且要有司法官淘汰制度。
其次法律規定不清，懲罰不一，也讓貪瀆者認爲有機可乘，願意以身試法。目前有關懲冶貪瀆的規定，除了刑法本身的瀆職罪章外，還有特別法「貪污冶罪條例」，如果其他法律有加重處罰規定，根據「重法優於輕法適用」的原則，判刑應從重處罰。
但是，真正在執法上，有時卻發生「可輕可重，時輕時重」的情形。法院的解釋是，判刑是依據證據力來決定，有的證據只能成立圖利自己或他人的「圖利罪」，有的可以成立「行賄罪」，有的則可以成立「受賄罪」，判刑輕重所以不同。但是在貪瀆的領域中，判別是「給付行政」？「利益輸送」？「圖利」？「行賄」？「受賄」？連法官都需要再三斟酌，更何況是一般人民，於是，大家開始計算自己的風險，有的索性冒險一試，萬一出事，被判的重，就算自己倒楣。
法律必須規定的清楚明白，人民才能懂得如何遵循。例如日本的「政冶資金規限制」規定得十分清楚，政治家接受同一人或同一公司全年獻金，不得超過一百五十萬日圓，如果超過，即屬違反法律限制，日本地檢署特搜部即可查辦。
「日本統治台灣，大的正義，像參政權，是明擺著不給人民，但是小的正義，像法院、稅務、警察，日本人是不打折扣的。而這些小的正義，最關係到人民，政府對這些小的正義的堅持，可以建立人民對公權力的信心，難怪有很多人會懷念過去，」黃越欽表示。
「這已經不是制度設計的問題，」一個現任日本地檢署的檢察官表示，「我們靠的是自律和自重，你可以去問，日本人民會懷疑議員，懷疑政客，但没有人會懷疑檢察官和法官的操守，」他自信滿滿地表示。
聯合作戰
「肅貪體制」之間又需要什麼樣的配合？「調查局，應該隸屬於監察院，」幾位調查人員異口同聲地認爲，「今天説要辦人，但是調查機關隸屬於行政體系，就必須遵守行政體系的規矩，而這些規矩就會讓你難辦。」
因此，將調查局從行政系統中劃分出來，與監察院配合，由監察院負責對失職的公務員，予以糾舉、彈劾、懲戒，如果涉及嚴重違法或貪污，則交給調查局辦理，兩者並肩作戰，共同監督行政系統，似乎是較理想的設計。
然而，現行的肅貪體制經過改善後，真能徹底做好肅貪，讓人不能貪、不敢貪？很明顯地，這場肅貪戰，單靠檢調、政風機關、法院或是法務部是不夠的。要肅貪，法務部需要持續而普遍地聯合更多「具有廉政作用的力量」。
例如，監察院和審計部，可以代表人民監督政府官員和預算，其他各個專業公會，需要配合的是做好各專業領域的自清，「那個會計師會不知道怎麼在帳上動手腳？同行誰會不知道那個法官、律師、醫師收不收錢，送不送錢，風評如何」，如果會計師、律師、建築師、醫師的所屬公會，針對各別專業和操守，建立起很好的「行規」，對於違背操守、專業的公會成員，剝奪在這一行的就業機會，遠比司法機關的事後救濟更有效。
「中國人自古以來的『行規』、『幫規』維持了相當的社會秩序，可以説是社會中最重要的遊戲規則，如果不遵守各行各業的規矩，被同行唾棄，而待不下去，它的效果和嚴重性更勝於法律，」黃越欽表示。
行政程序透明化
「爲什麼要肅貪？我覺得公務員貪污很好，愈想貪愈好，我好辦事，」一位建築商不諱言地表示。因此，除了聯合具有廉政作用的力量外，政府提高行政效率，將行政程序徹底簡單化、透明化，防止不肖分子在瑣碎的程序中「卡位」、上下其手，並且提供人民良好的申訴管道，才是清除貪污途徑的作法。
另外，媒體、學校教育和法律教育，也必須一起總動員。「前些日子中央委員選舉，兒子問我爲什麼競選委員要送金鍊子？問我過節要不要送禮給老師，因爲別的家長都有送，這些給下一代實在是非常糟糕的示範，」一位法院副院長語重心長地表示。
人民法律知識的缺乏，社會甚囂塵上的送錢送禮文化，更是嚴重可怕。「常常是告人的人還送錢，」擔任審判工作十多年的襄閱庭長表示，談肅貪，大概没有比加強家庭、學校的法律教育來得更根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