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日本不再像日本。
東京的山手線列車上，永遠擠滿老老少少的乘客。座位上嬉笑的年輕女孩，無視於眼前隨著列車四處踉蹌的老婦。上下列車的時候，年輕男孩總在以強勁的臂膀撐開他們的父老時，不忘丟下一句話：「糟老頭。」
一向講究倫常輩分的日本變了嗎？
一九九二年東京夏天最新的社會話題，不再是企業裡員工的「過勞死」，而是暑假開學後瀰漫在年輕人之間的「登校拒否症」(拒絕上學)、「思春期拒食症」，甚至新進員工的「出勤拒否症」(拒絕上班)。
向來講究勤儉、刻苦、忠誠的日本社會變了嗎？
大夢初醒
「今天四、五十歲的人好像從夢中驚醒，原來這世界已不再是他們的社會，」日本生活問題研究所理事長福田博幸總結兩代間出現的巨大鴻溝，道出他中年人的感嘆。
縱使一個初到東京的外國人，也能在街頭巷尾間看出日本老少兩代間，在價值觀、生活態度、行為間一百八十度的對立與不同。擔負建設二十一世紀日本重任的新生代，肯定不再是八〇年代辛勤打拚、締造經濟奇蹟的傳統日本人。
除了因為營養充足，使得新一代日本人比他們的父母高出十公分以外，這批新生代還有那些不同？
．溝通——圖像思考vs文字思考。
很少人知道，現在全日本發行量最大的雜誌(也可能是全世界)是「少年Jump」週刊(每週發行一百五十萬份)，而它居然是一本純漫畫雜誌。「少年Jump」與它的四、五十本競爭者，佔去了全日本雜誌發行量的二八％，幾乎每三本雜誌裡就有一本是漫畫，而消費者九〇％是三十歲以下的日本新生代。
上智大學新聞學教授春原昭彥指出，一九六〇年代電視的崛起，改變了新生代接收資訊的習慣。此外由於所得倍增，大衆消費市場的興起，民間大量成立新電視台(九〇年初共有五六四四台)，使得新生代幾乎是在電視前長大。「現在電視機前長大的小孩，對文字有著異常的排拒感，」擔任過日本新聞學會會長的春原昭彥分析。
漫畫真能成為提供資訊的工具嗎？在東京數以千計的電車站報攤上，隨手翻閲一本漫畫雜誌，會驚訝地發現日本漫畫的內容無所不包：從政治的憲法解析、到社會的消費稅事件，甚至會社(企業)間的商戰、證券、金融、東京的前途，舉凡過去文字媒體才能解釋的嚴肅議題，都可以在方格的漫畫中栩栩如生地表達。「漫畫是資訊最迅速的提供者，不只是娛樂，」佔有漫畫出版市場發行量五分之一的講談社廣報部長佐藤昭指出。
漫畫的影響力，甚至大到足以塑造一個社會議題，講談社第四編輯局長江口拓舉例，去年講談社最暢銷的漫畫單行本「課長島耕作」，以會社內一名年輕課長面對事業生涯的掙扎，間接描繪了工商社會的權力鬥爭與爾虞我詐，推出後立刻轟動全日本，銷售量突破一千三百萬本，今年十一月還改編成電影上映。
長期浸淫在漫畫格狀思考的新生代，使老一輩的人與年輕人很難擁有共同的溝通工具，年過五十的佐藤昭就以親身體驗指出，如果要他選擇書和漫畫，他仍會選擇前者，「因為成年人很難在一個格子內去吸收那些資訊。」
．人生觀——短期享樂vs理性刻苦
日本博報堂生活總合研究所在八〇年代末所做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在享樂的人生觀變項上，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有六一％將自己定位為「享樂派」，而四十歲以上的中年人只有三一％。
然而漫步九〇年代的東京街頭，由年輕人訪談間觀察日本老少兩代人生觀的落差，似乎不只當年的兩倍。
換工作，或不工作，是這兩年日本新生代圈中最流行的話題。瑞克魯特(當年醜聞案的主角)出版的「轉職情報站」，一度是年輕人間的暢銷雜誌。
假日的東京車站，擠滿背著背包出遊的年輕人，橫濱大橋的迴車道，是年輕人開著BMW或保時捷飆車的必經之路。而剛過九月，大百貨公司的體育部門，就已經擁滿了採購雪具(冬天要到富士山滑雪)的新生代。
不管景氣的好壞，東京事求人與人求事的比例仍有三七％的差距。福田博幸搖頭指出：現在日本年輕人的工作標準是不做費力的事，不做骯髒的事；投機性的選擇能快速竄升的小企業，而不再甘於在殷實大企業攀爬年功序列升級的漫漫長途。
博報堂前海外統括部長小川明則分析，這一代日本年輕人一生中最没有貧困的經驗，在富裕成為常態的生命歷程中，「戰勝欲望」、「浪費是公敵」等四〇年代的標語，叫新生代簡直無法理解。
而這樣的人生觀，目前正衝擊著企業傳統的終身雇用制度。
．價值觀——西方個人主義vs傳統憂患意識。
博報堂小川明分析，新日本人選擇事物的理由往往是「我喜不喜歡」的感性選擇，老日本人則是「對、錯；好、壞」的理性判斷。
「安安」與「熱狗」
在東京老少涇渭分明的夜間生活區，銀座居酒屋裡的老日本人聚會飲酒，往往是為達成生意的交際或應酬；而六本木喧鬧通宵的酒吧或舞廳裡，年輕人則忙著交換最新服飾與音樂的流行情報。在電車上的年輕男孩，會讓位給美貌的年輕女孩，卻不會讓位給白髮蒼蒼的老翁。
慶應大學的女講師杉野元子更進一步觀察，新日本人幾乎對理性的議題失去任何興趣，當日本成人社會因為PKO(海外出兵法案)而爭執不休時，大學裡的日本學生卻幾乎毫不關心，相對的「安安」、「卜派」、「熱狗」(教導如何穿着、飲食、購物)雜誌上的封面故事，才是他們課餘飯後的話題。
價值觀的分歧，福田博幸歸納為老少兩代取得資訊的來源不同。老一代的日本人判斷事物的標準，來自於長輩及社會的文化傳承，而戰後的新生代，則受教於不斷「空降」西方觀念的電視媒體。
「電視是一個未經本土文化消化、硬生生套過來的一個框架，」福田博幸強調。雖然日本社會自明治維新時代即有崇洋的傳統，但老日本人希望藉由西方的科技技術來富國強兵，但新一代的日本人則認為西方的生活方式才是人生最終的追求。
國力的衰退？
在日本傳統社會裡，隨時擔心「天變地異」(颱風、地震、海嘯)，隨時對不可測的危機戒之在心；但現在的日本人卻「追求瞬間的快樂」，最擔心的事是「落伍」，筑波大學教育系教授杉原一昭分析。
空前、快速的社會變遷，使日本老少兩代在短短四十年內，由於思考方式、人生觀、價值觀的兩極化，出現了截然對立的代溝與摩擦，也為日本的未來帶來衝擊。
專攻教育的杉原一昭就警告，這群在父母小心呵護下長大的年輕人，「將會為二十一世紀日本帶來國力的衰弱，」他分析，日本戰後迄今的強大，主要來自於「技術與勤勉」，然而今天的年輕人因為上課受老師責怪就「登校拒否」，工作過於勞累就「出勤拒否」，兩項日本的原有優勢將在二十一世紀化為烏有，「那時日本的明天會在那裡？」他質疑。
對日本國內社會更大的衝擊，則是這群未來社會的中堅，不再有思考與參與社會的能力與熱情。
由於物質的空前豐裕，日本新生代被新聞界稱為拒絕長大的一代，擅長消費，卻欠缺塑造未來社會的企圖心。杉原一昭便常為學生上課只聽講、卻不討論而苦惱。
資訊市場的變化，最能看出這種危機感，日本出版市場自八〇年代後首度出現「雜高書低」的趨勢，書籍的印製與銷售量日漸下滑，而青年消費流行主導的雜誌銷售量卻與日俱增(一九九一年為五八比四二)，逼得以出版嚴肅書籍著稱的岩波書店，出面發起「讓孩子回來讀書」的運動。
福田博幸批評電視以及圖像媒體的泛濫，已經使得年輕人「腦袋空通，不知如何思考」，「一億人的總白痴化，」他説。
新興的宗教狂熱，似乎説明了日本新生代的心靈困境。
東京讀賣新聞在一場對青少年(小學五年級至高中二年級)的心理調查中驚訝發現：居然有高達七七％的青少年，相信「幽靈」的存在。
十月初的日本大學校園內，大學生對各式新興宗教廢寢忘食，引發了學生家長的憂慮與關心，成為日本新聞界另一熱門話題，其中最令人驚訝的一個例子是，日本偶像影星櫻田淳子與日本奧運體操選手山崎浩子，接受南韓統一教主文鮮明的配對，將帶領數十位日本青年男女，在漢城舉行盛大的集團配對結婚。更多的大學生則著迷於遍布東京的星座、手相算命與水晶球屋。
所有的圖像，都令人鮮明的感覺到東京己不再是傳統的江戶，日本的未來，也很難再是過去台灣與世界理解的日本。
雖然憂心忡忡的日本成年社會，試圖努力要將分裂的日本新生代整合回日本舊有的社會體制，譬如企業將新進員工教育的年限由一年延長為三年；東京都政府想盡辦法提供平價單身住宅，希望年輕人仍能將希望寄託在「購屋」上，但可見的是，日本新生代將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建設另一個全新的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