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由貝佐斯經營的新創公司股價在12個月內下跌了71%。亞馬遜瀕臨破產的經歷,是網路泡沫破滅的一部份,暴露了矽谷的狂妄自大;同時高達140億美金的安隆詐欺醜聞也粉碎了美國商業的信心。
同一時間,中國正掙扎於將搖搖欲墜的國有企業私有化,而當時沒人看出這會催生出企業家文化。當時光明的希望反倒是在歐洲,歐元作為新的單一貨幣,承諾將建立一個巨型的商業友好整合市場。
創造性破壞通常會讓預測看起來很愚蠢,但即使用這個標準,疫情後的商業世界,也與二十年前的預測的不同。科技公司佔全球股市的4分之1,地緣組合也驚人地不平衡。
百大公司,76間來自美中
美國與中國愈來愈佔上風,全球前百大最有價值的公司中,就有76間來自美國和中國。歐洲公司在名單上的總數從2000年的41間,跌到今日只剩15間。
這種不平衡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美國和中國的技術,以及歐洲和其他國家的自滿。這也提出了兩大問題:這個情況為何會出現?會持久嗎?
在此情況下,大公司其實不像小公司那麼好。日本公司地位在1980年代飆升,結果崩潰了。大公司可能同時是成功跟懶散的標誌。沙烏地阿拉伯國家石油公司 (Saudi Aramco)是全世界第二有價值的公司,但與其說它是2兆美金的活力象徵,不如說是沙漠王國對化石燃料的危險依賴。
儘管如此,合適的大型公司仍是健康商業生態的指標,在此系統中大型高效公司會一直建立起來,並不斷藉由競爭被淘汰。這是提高長期生活水準的秘訣。比較中美的全球輸出比例與商業活動比例 (例如全球股票市場資本平均份額、公開募股收益、風險投資基金、「獨角獸」或大型私人新創公司,以及全球百大企業等)。美國佔全球GDP的24%,而商業活動佔了48%。中國佔全球GDP 18%,商業活動則佔了20%。總人口佔世界77%的其他國家,商業表現跟商業活動都遠遠落後。
部份原因是歐洲浪費了良機。政治干預與2010年到2012年間的歐債危機,拖延了歐洲大陸的經濟整合。歐洲公司幾乎沒有預見無形經濟的轉型,歐洲沒有可以跟亞馬遜或Google平起平坐的新創公司。
不過其他國家也遇到了困難,十年前,巴西、墨西哥跟印度都計畫建立一大批全球企業,但成功的很少。
相反地,只有中美兩國有能力掌控創造性破壞的過程。
過去25年內創建,如今價值超過1000億美金的19間公司中,9間在美國、8間在中國。歐洲一間都沒有。
即使像蘋果跟阿里巴巴這類成熟的科技巨頭,設法鞏固自己的龍頭地位,許多新的科技公司,如Snap、PayPal、美團點評 (Meituan)和拼多多 (Pinduoduo)等也快達到關鍵規模。
疫情讓中美兩國能量爆發,來自美中兩國的公司主導了金融科技與電動車等新技術的前線。

這個神奇的配方有很多成分。廣大的本土市場有助於企業快速達到規模。深厚的資本市場、風險投資網路跟頂尖大學,讓新創公司源源不絕。崇拜企業家變成一種文化。
中國大亨們吹噓自己的「996」職業道德:從早上9點工作到晚上9點,一週工作六天。馬斯克睡在特斯拉的工廠地板上。
最重要的是,政治支持創造性破壞。與舒適的歐洲文化相比,美國長期以來對破壞容忍度更高。2000年後,中國統治者縱容企業家的暴動,在國有企業解僱了800萬名工人。
最近中美兩國這種政治共識(支持創造性破壞)的減弱,是證明此主導地位可能無法持續的原因之一。美國人擔心國家衰退、低工資跟壟斷 。但危險的是,美國人繼續傾向保護主義、工業政策與左翼的資本懲罰稅,削弱了美國的商業活力。
在中國,習近平將大型私人企業視為對共產黨權力與社會穩定的威脅。對大亨的恐嚇威脅,始於馬雲,進而影響其他三間大型科技公司的老闆。美國跟中國干預愈多,全世界愈應該擔心失衡的全球商業地理。理論上,營利企業來自哪個國家應該不重要:只要他們銷售有競爭力的產品並創造就業機會,有什麼關係?然而如果企業受到母國政府的左右,情況就會不同。
隨著全球化開展,關於跨國公司應該在何處生產疫苗、設立線上規範和繳稅的爭論已經爆發。
歐洲人希望藉由變身監管大國,可以作為保護主義的遮羞布。其他影響力較小的國家可能會設立障礙。為了維護主權,印度已經禁用了中國的社交媒體,並阻擋美國電商公司。這是兩敗俱傷,剝奪當地消費者接觸全球創新科技的權利,還製造出讓本地公司更難實現規模的屏障。
如果全世界只有兩個國家,證明自已有能力維持大規模創造性破壞的過程,那將是一場悲劇。但如果這兩大國家轉身離去,其他國家承認自己的失敗,並設置經濟路障,那只會更糟糕。衡量成功與否的最佳標準,將是20年後,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名單是否會跟現在完全不同。
(本文由「經濟學人」獨家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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