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不像歐洲有社會主義政黨，原本左派是指民主黨中的自由派。但如今自由派已被擠到光譜中間，更左已有進步派竄起了。
標誌竄起的事件是2011年「佔領華爾街」。
人民對貧富差距已夠不爽，偏偏金融海嘯後，總統歐巴馬自詡自由派，照理說要照顧庶民才對，聯邦政府卻把華爾街捅的婁子丟給全民買單，同時選擇不追究罪責。左派基層因此對菁英失去信任，決定向光譜更左移動。
更左，就是政府功能要再擴張，但要怎麼擴張法？
自由派認可的貧富差距解決手段，是財富重分配。但進步派不滿於此，於是有人提出全民就業保障（Jobs for All）。
這不是蘇聯已試過，也失敗了嗎？全民免費大學則有財源的問題。若倚賴富人稅，長久下去沒人想致富怎麼辦？
換一個問法：貧富差距要怎麼拉近，才不會變階級鬥爭？不會全民皆貧？
經濟學家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給了耳目一新的答案。她在2013年出版《打造創業型國家》一書，主張政府應該承擔風險，去創造新科技、新市場、新產業、新財富。
美國政府撐起蘋果？
政府對創業很重要，這是早有學者闡述的。著重哪些法規有利於打造創業環境（例如「債務重整法」允許失敗者東山再起），這是制度學派的路線。把研發認定為一種外部性（意即效益在市場之外），因此政府獎勵研發是為了糾正市場失靈，這是新古典學派的主張。
馬祖卡托不同於前人的，是她選擇凱因斯的思考框架。
凱因斯寫過，景氣壞時，需求無法靠市場去創造，必須靠政府。
馬祖卡托進一步，指出即使景氣好，市場也無法創造未來，或就算創造出來，也不是雨露均霑的那種。繁榮要永續而且普惠，是需要政府未雨綢繆的。
這理念當然左，《打造創業型國家》被左派奉為經典是理所當然，但右派也刮目相看，一大原因是書中舉例太好。
矽谷經驗難以在他國複製，從前學者總說是別國沒那麼崇拜個人英雄，或缺乏類似的生態系。馬祖卡托卻指出，別國最難複製的，其實是矽谷賴以崛起的軍方大筆挹注。
蘋果iPhone的例子，更讓右派無法反駁。說到眼光獨到的大膽創業家，代表人物不就是賈伯斯？
馬祖卡托卻指出，蘋果不只在股票上市前拿過政府貸款，它用來打造iPhone的關鍵技術，從GPS、觸控螢幕到聲控機器人，幾乎每一項背後都有政府投資，而且都是在研發剛起步，風險最高的階段。
這是馬祖卡托的重要洞見，科技突破一定有個不確定性最高的萌芽期，民間不可能有興趣，只能由政府帶頭推動。
這不是與民爭利，而是導民向利。以半導體為例，一開始撥款研發是美國軍方，最早下單採購也是美國軍方，既然最起始的供給與需求都是納稅人出資，當然可以說市場與產業都是政府無中生有。
當然馬祖卡托也承認賈伯斯把現有技術拿來重新組合，做出殺手級商業應用，的確是天才。
但她指出，如果大家忽略iPhone背後政府那隻手，就很難孕育下一位賈伯斯。
台積電模式難複製？
新理念一定引來質疑。有個明顯質疑，書中倒是自問自答了：政府要怎麼挑選贏家？答：不必政府親自挑，會有別人幫忙。
雖說籠統，台灣讀者卻可以想到一顯例。張忠謀雖是孫運璿請來台灣，卻不能說他是孫運璿挑選的贏家，因為美國高度競爭的半導體業已幫忙挑好了。
另一個問題是歸因。
以台積電為例，今人其實很難決定它的成功是拜政府高瞻遠矚之賜，還是張忠謀剛好在對的時間在美國不得志。正因為無法歸因，台灣才至今無法複製另一個台積電。
馬祖卡托津津樂道的美國案例，更是無法歸因於大有為政府。
二戰期間，光為了破解密碼，美軍就有理由研發電腦。登陸月球亦有冷戰軍武競賽的背景。衍生出眾多商業運用，只能說無心插柳。
既然成功不是出於政府願景，馬祖卡托憑什麼以為只要政府拿出願景，就能複製過往成功？怎不說國安威脅是創新創業的絕佳火車頭？果真如此，現已展開的美中對抗搞不好會孕育出下一代的蘋果、Google。
何況，如今國與國之間科研水平已經趨近，不像美國當年遙遙領先。大家都看到同樣的科學進展，不很容易產生相同願景，投入同樣產業？結果就是產能過剩，大家跳錢坑。
正因創新創業常有「英雄所見略同」的問題，賈伯斯才備受崇敬。
「英雄所見略同」還常導向「一將功成萬骨枯」。眾多實驗室投入同一題目，誰搶先發表論文，誰就獨享專利，其他人白忙一場。
當然私人創投亦有類似問題。問題是馬祖卡托不只主張政府做創投，還要引導民間資金簇擁進相同領域。
這不是讓太少籃子裝到雞蛋，把血本無歸的金額放大，同時讓賈伯斯那種異才更難取得資金？
這些問題可以商榷。政府那隻手能揮灑到哪裡，左右派本就不可能有共識。
但《打造創業型國家》至少說服所有人一點：科技突破是一種集體事業，政府不該放任不管。企業也不該把最大風險丟給社會之後，利潤自己爽拿。
（責任編輯：陳郁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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