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傀儡到強人總統，李登輝的民主與金權

「蔣經國過世時，台灣究竟會變成怎樣，當時根本完全看不出來。大家抱持著各種的期待，有太多不確定因素。」李登輝意外登上總統大位，他以及台灣的未來都在未定之數，

「我只是一個人而已，既沒有班底、也沒有情報關係、也沒有軍隊的支持，可以說什麼都沒有。在黨內也是一樣，完全不是我在掌權。我等於是典型的傀儡，既然是傀儡，就只能扮好傀儡的樣子。」李登輝在《見證台灣：蔣經國與我》書中，坦白說出當時突然接任總統的心境。

世局急變

一九八九年，世局的分水嶺。一九八九年五月，中蘇交惡三十年後，蘇聯領導人首次到中國訪問，鄧小平與戈巴契夫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內舉行兩國領導人高峰會時，會堂外的天安門廣場上聚集了大批學生群眾絕食抗議，要求改革，並要求鄧小平及總理李鵬下台，他們舉著戈巴契夫的肖像高喊：「在蘇聯，他們有戈爾巴喬夫......，在中國，我們有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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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天下雜誌》記者曾親臨天安門廣場現場，一位絕食的青年對著台灣訪客說：「我算看清楚了他們的嘴臉。台灣可千萬別讓他們給解放了。」六月四日，中共的軍隊與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開槍鎮壓。西方各國因此紛紛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

幾個月後，地球另一端的德國柏林波茨坦廣場上擠滿人群，歡慶冷戰象徵的柏林圍牆，終被東歐國家前仆後繼的民主浪潮推倒，蘇聯集團也在兩年後瓦解。東西陣營對抗了七十五年的冷戰結束，讓世人深信，這是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的勝利，西方的自由民主和市場體制將獲得勝利，意識形態的演化到此結束。美國政治學家福山為這股潮流下了註解：「歷史已然終結」。

世界發生巨變，台灣也開始一場寧靜的民主改革。李登輝很善於借力使力，利用內部矛盾，逐步拆解國民黨舊勢力，並收攏黨政軍權。藉著行政院長一職的更替，將掌財金大權的俞國華、掌黨務的李煥和掌軍權的郝柏村所握有的權力逐步釋出。八九年五月俞國華辭去行政院長，他的夫人忍不住直白的說：「政治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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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年三月，又到了總統選舉時刻，負責選總統，近半世紀未改選的七百名資深國大代表，決議將國大任期延長為九年，並自行追加出席費到二十二萬元，引發各界撻伐。

首次大規模學生運動

三月十六日，民進黨主席黃信介到總統府前抗議國代擴權被憲警抬走。當天下午一群台大學生，帶著簡單的白布條、海報，跑到與總統府遙遙相望的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六天中超過五千名、來自二十八所大學學生陸續進駐，學生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四大訴求，並要求與總統李登輝對話。

這場「野百合學運」是台灣第一次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很多民眾捐款五十、一百，給學生買帳篷、雨衣。當時擔任學運糾察隊長的邱毓斌最難忘，有個老兵伯伯拿著他一輩子存的金戒子、金項鍊要往捐款箱裡丟，糾察隊同學不讓他丟，這位老伯跪了下來，用鄉音說：「年輕人，這是我一輩子的希望，我終於等到這一天，你們可不可以讓我把這些當作我對你們的支持？」所有糾察隊通通跪下來，大家哭成一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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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日晚間李登輝接見五十位學生代表，承諾召開國是會議，啟動一連串民主改革。在五月二十日就任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李登輝宣布「一年內完成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兩年內完成國會全面改造」。

從一九九○當選第八任總統起，為了凝聚改革共識，李登輝召開國是會議，援引在野黨力量，開啟政黨政治協商模式。國是會議是第一次以全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型態，把政治改革擺在桌上討論，並做出總統民選、資深中央民代儘速退職、省長民選、廢除臨時條款等重大結論。李登輝以國是會議為他的憲政改革背書。

九一年五月，台灣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廢止臨時條款，回歸憲法體制。對岸的中國政府不再是叛亂團體，而是對等的政治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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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天安門事件後的退縮，一九九二年，中國又重新啟動經濟改革的列車。元月到二月，八十八歲的鄧小平展開「南巡」之旅，他巡視武漢、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發表有關改革開放的重要談話：「不堅持社會主義、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宣布要繼續深化改革開放。前一年，朱鎔基從上海調到北京任主管經濟的副總理，開始建立資本市場並改革國有企業。

當中國大陸聚焦經濟改革，台灣則加速政治革新。

在九○年代初連串寫下民主的第一次：一九九一年國大代表第一次全面改選，一九九二年立法委員第一次全面改選，一九九四年北高兩直轄市市長重新民選，一九九四年第一次省長選舉，及一九九六年第一次總統民選。

藉由這次總統直選，李登輝成為華人國家的第一位民選總統，並被美國《新聞週刊》（Newsweek）譽為「民主先生」。

「今天是我們歷史上最珍貴的一刻，在中華民國八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這一日，民主的大門終於在台澎金馬地區完全打開，兩千一百萬同胞為民主做了最佳的見證。」在獲悉以五百八十一萬三千六百九十九票，當選中華民國首任直接民選總統後，李登輝隨即前往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副總統連戰開香檳慶賀當選，隨後並赴李連全國競選總部發表當選感言。

透過民主化、本土化過程，李登輝也逐步將大權獨攬。一九九三年國民黨十四全大會，新國民黨連線出走組「新黨」。國民黨首次將全面改選後的立法委員、國大代表、省市議員全面納為「當然黨代表」。而李登輝也首次由黨代表票選為黨主席，從此可全面掌握這部黨機器。此外，藉著修憲，擴大總統職權，李登輝成為真正的「強人總統」。

兩黨合作修憲

一九九六年七月一日，許信良在民進黨主席就職演說中表示：「在總統民選以後，我們在國內所面對的，不再是『非法的外來政權』，而是擁有民意支持的合法總統和執政黨。我們的政治態度必須調整。我們必須和執政黨競爭台灣人民的瞭解和支持……。未來國內的政黨關係，應該是『既競爭，又合作』的民主常態。」當天晚上，李登輝就在官邸設宴招待許信良，兩人對政黨合作、促進良性政黨政治，及繼續推動政治改革相談甚歡。進而促成兩黨在次年合作修憲。

九七年七月十八日，國民大會在混亂中通過新憲條文，徹底改變中華民國政府的運作機制。這次修憲，改革幅度極大，衝擊更甚以往。因為取消了立法院對閣揆的同意權，總統可以自由任命行政院長，行政院長的定位被削弱成「總統政策的執行長」，但仍是最高行政首長，可被立法院倒閣。形成行政院長「有責無權」，而總統職權擴大，又沒有制衡力量，是「有權無責」。

民間監督憲改聯盟抨擊這次修憲是「一齣充滿政黨與政客分贓妥協的醜劇」，獨尊總統權、分裂行政權、弱化立法權，背離民主制度監督與制衡的精神。

挑起族群敏感情緒

強人李登輝在推進台灣民主化進程中，同時強化了台灣的民粹政治。曾任民進黨政策會執行長的郭正亮指出，民粹政治的本質，強調政治領袖和民眾的直接共鳴。政治領袖訴諸個人的魅力號召，試圖喚起民眾群起響應。「台灣民粹政治的始作俑者，是李登輝」，因為李登輝訴諸體制外管道，例如跳過外交部，直接透過劉泰英推動元首外交和美國遊說；跳過教育部，另外成立民間「教改會」推動教育改革；跳過文建會，另外成立半官方的「文化總會」推動本土化運動。

政治學者胡佛也曾指出，台灣政治發展上有一種奇特現象：愈推動民主化，愈促發國家民族認同上的衝突。這樣的民主化進程當然充滿了複雜性與危機。

一九九四年李登輝大權已握，自信已足。每天必讀日本報章、收看NHK節目的他，對著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說出心裡的話。他自認二十二歲以前是日本人，國民黨是外來政權。他的發言挑起島內外省族群與對岸的敏感情緒，也加深台灣內部與兩岸間互信的鴻溝。

一九九六年總統大選與台海飛彈危機過後，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曾在美國媒體發文：「他（李登輝）是日本帝國下的產物，就像我是大英帝國下的產物。我倆年紀相若，他七十三歲，我七十二歲。我從小在新加坡的英國學校受教育，後來進入英國的大學。他則在台灣的日本學校成長，然後進入京都帝大，很少台灣人能及的。所以他的世界觀等於透過日本之眼，一如我透過英國之眼。」

對李登輝長期近距離觀察的資深媒體人張慧英指出， 李登輝不曾刻意歧視外省人，只是不曾刻意照顧外省人的心情而已，但對弱勢族群的體恤與溝通，卻是一個領導人應該刻意努力的。他的漠視，造成了外省族群對他的敵意與疏離。

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九日，九十三歲的鄧小平在北京三○一醫院病逝，這位「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臨終吩咐：不設靈堂，不舉辦告別式，留下眼角膜，骨灰灑入大海。很多大陸人遺憾，他沒親眼看到香港回歸的那一天。

這年的六月三十日香港，英國王儲查爾斯、首相布萊爾、末代港督彭定康在細雨中，目睹飄揚一百五十六年的米字旗緩緩降下，英國也告別了全球殖民主義。第二天，中國的五星旗飄起。「中英聯合聲明」由中國駐聯合國大使凌青（林墨卿）交給聯合國存檔，而他的高祖就是當年因禁菸、銷毀鴉片，導致清英鴉片戰爭的林則徐。

香港一回歸，就面臨亞洲金融風暴的來襲。七月二日，在索羅斯領導的量子基金和羅伯特的老虎基金放空下，泰國政府被迫宣佈讓匯率自由浮動，泰銖兌美元匯率大跌二○％，隨後，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受到襲擊，股匯大跌，產業與經濟受傷慘重。

香港在十月與次年八月連續受國際炒家攻擊，在北京支持下，港府堅守港元匯率，並動用一○五億外匯存底大量購入香港股票，穩住股匯市，只受輕傷，也讓國際炒家吃了悶虧。

韓國卻沒那麼幸運。受到攻擊的韓圜兩個月內貶值了一半，韓國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會IMF請求緊急救援，借貸破紀錄的五百五十億美元。韓國民眾還自發捐金銀首飾，換美元、償外債。前二十大企業有四家破產。

台灣因外匯存底豐厚，對外匯進出管制較為嚴格，在亞洲金融風暴中僥倖逃過一劫。不過本土型的金融風暴卻隨後而來，並持續了十年之久。許多企業集團財務槓桿比率過高，又碰上經濟不景氣、股市慘跌，從東隆五金、新巨群、國揚、國產車等集團紛傳掏空、違約交割，而後風暴擴大到東帝士、台鳳、華榮、安鋒、廣三、長億、華隆、鴻禧，甚至力霸等集團，最後是全民付出上兆元代價，幫這些債留台灣的大亨打銷呆帳，才讓風暴漸歇。而這些出問題的集團背後，都有複雜的政商關係，也正是台灣從威權走向金權的體現。

黨營大財團

解嚴之前的威權體制下，國民黨被指以「國庫通黨庫」方式來支撐黨機器的運作以及選舉經費，而國民黨投資基本上都配合政府的產業發展政策。解嚴之後，國庫與黨庫之間不再暢通無阻，加上選舉增多，花費巨大，國民黨必須另謀財路。為了贏得從地方到中央的各級選舉，來鞏固自己的權位，李登輝透過國民黨黨營事業和地方派系及財團，共同營造出一個超級金權帝國。

一九九三年李登輝在國民黨內新設「黨營事業管理委員會」，找來中華開發董事長劉泰英擔任負責人，而委員近半數是企業界，例如永豐餘何壽川、管理學者黃俊英、潤泰建設尹衍樑、高雄企銀郭金生、長億集團楊天生及威京開發沈慶京等。開始採取以相關企業為發起法人的聯合投資方式來轉投資新事業，看起來更像一個企業集團。

國民黨經由七大控股公司投資了一○四家公司，領域橫跨金融、貿易、石化、科技、服務、媒體、娛樂等十種產業，海外投資從東南亞到俄羅斯，遍佈全球，相當於台灣第十五大企業集團。九三年成立了黨管會時，黨營事業的資產淨值為二百八十億台幣，到兩千年八月國民黨下台後對黨產進行清查結果，黨產共七百九十九億元。

在選戰頻繁的政治環境下，國民黨黨產經常成為「鞏固政權，爭取選票」的工具，很多人也藉機「吃」黨產。例如九八年高雄市長改選，當時任高雄市議會副議長朱安雄出來攪局，藉此要求國民黨為安鋒集團財務紓困。根據當時中華開發徵信報告摘要，其時安鋒集團已出現營業毛損，負債比率偏高，加上財務報表不實，資產灌水，建議拒貸。李登輝為穩定高市選情，指示劉泰英出手援助。結果中華開發貸款九億元，光華投資公司投資二十六億元。撥款一週後，朱安雄吳德美夫婦即捲款潛逃海外。據估計，安鋒集團造成的銀行倒帳合計約三四四億元。

被黑金吃掉工作所得

「黑金政治勢力，對全台灣金融機構的逾放款已經高達三千億，以每人每月的薪資四萬台幣，總共六十二萬五千人的一年工作所得，是被黑金吃掉的！」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在競選期間，以真實又驚人的數字大聲攻擊國民黨。當時國民黨候選人連戰、獨立候選人宋楚瑜與陳水扁在兩千年總統選戰中三強鼎立。

「竟然輸這麼多！」二○○○年三月十八日傍晚，李登輝在官邸看電視轉播開票結果，他交代幕僚取消前往國民黨中央黨部，因為他口袋只準備了勝選謝詞，沒有落選感言。

幾隻出生不久的小羊，在官邸四周草皮上休閒地低頭吃草。國防部長唐飛、參謀總長湯曜明來到官邸，李登輝交代了八個字：「穩定軍心，安定民心」。當晚，國民黨中央黨部前開始聚集無法接受國民黨失掉政權的憤怒民眾，要求主席李登輝下台。台北市長馬英九深夜前往疏導時，被砸雞蛋抗議。

第二天，國際媒體紛紛以「政黨輪替」，稱許台灣的民主成就。外交部長程建人，鎮定地指示部內同仁，一一傳真結果到友邦國家，告訴他們台灣選舉完成，反對黨候選人當選。台灣政府絕不會因為政權更迭影響我與邦交國的交誼和既定政策。（文／周慧菁）

本文摘自天下雜誌出版《逆風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