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如戰爭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用對政策，經濟將反彈

某些層面上來說，全球大流行的疫情和戰爭期間的空襲有些類似，那就是經濟重挫的主因是外力介入。因此，我們可以預期類似的情況將發生。（當然，如果短期內沒有出現疫苗或療法，那事情就會變得複雜得多，因為所有企業都必須重思既有的經營模式。）

政府介入是二戰後經濟復甦的重要因素

但不要忘記，二戰之後之所以能出現經濟收斂（economic convergence）的情況，是因為有政府介入。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讓亟需資金的歐洲獲得美國金援，戰後的越南則是高度集中控管的經濟體，政府可以輕鬆且快速地決定資金配置。

戰後快速復甦的國家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在衝突過去之後，出現了具備高度正當性、強而有力的政府。最後且最重要的是那些國家的貧富差距大多非常小，會讓眾人感覺自己是在同個企業中共同奮鬥。

在剛果民主共和國、索馬利亞、阿富汗這些國家，政府機關與經濟體都在政爭期間崩解，戰後經濟完全沒有反彈，局勢反而變得更為混亂。這一切或許並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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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最危險的其實是造成多人死亡的公衛危機，與封鎖政策造成的經濟危機兩者相結合，最終削弱了政府的正當性，致使既有問題惡化。這種情況可能會讓各國非常難回到還算穩定的社會均衡點（social equilibrium）。

如果社會原本就是勉強維持在社會均衡點，那麼這種風險就特別高，開發中國家大部分面臨這種情況。不過像義大利、法國、美國這些國家，社會不均的程度已經大到開始腐蝕社會，憎恨也成為政治的重大一環，社會可能也差一點就會失衡。

各國要保障自己的未來，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那些脆弱國家的政權必須維持、最好還可以重塑正當性。這項任務十分龐雜，但至少必須要能在抗疫上做出成績，包括管理好疫情造成的經濟衝擊。

公衛專家與經濟學家對於政府該怎麼做大致上有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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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要在疫情最嚴峻的時候避免醫療體系崩壞。
• 第二，透過無條件、幾乎全面性的現金發放，在財務上幫助脆弱的人民，以讓封鎖措施不會難以承受（也才可行）。
• 第三，系統性地進行篩檢，篩檢量要大到足以判斷什麼時候、哪些地方可以解封。

這些措施無疑會帶來高昂成本。富裕國家在這點上絕對沒問題，如果沒做好，那傷害就是自己造成的。有錢的國家借錢成本非常低，而且也不會影響信用評等，我們希望歐美政府謹記2008年的教訓，不要太早要求回歸財政「紀律」（discipline）。

然而，貧窮的國家如果不遵守財政紀律，就得擔心信用評等會下降。就連印度這個大型、中等收入經濟體，都因為害怕總體經濟政策不夠保守造成的後果，因而綁手綁腳。非洲各國如果無法獲得財務上的援助、債權人不願意免除債務，政府就沒有辦法施行必要措施。更有甚者，那些國家還需要資金來支付醫療費用，之後如果需要購買疫苗，又是一筆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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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那些國家沒有辦法自立自強，世界現在需要的是為窮國提出「2019新冠病毒版馬歇爾計畫」（Covid-19 Marshall Plan），唯有如此我們才有機會看到經濟在疫情過去之後快速反彈，如同前一次全球大流行的疫情、經濟大蕭條、二戰接連重擊之後開啟的「30年榮景」。

（本文由「經濟學人」獨家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