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媒體在疫病危機中失能　付出代價的是民眾

美中兩起事件對比，像是月球的陰晴兩面，勾勒新聞產業的多向面貌。

當媒體失去預警功能

現代媒體歷經200年發展，大致位處國家與民間的潮間帶，政治力量箝制的鬆緊，決定了潮間帶的大小。理論上，媒體收益來源是讀者，累積足夠收視或購買，營造一定群眾基礎，才能吸引廣告並形塑影響力，進而制衡政商力量，避免機構利益凌越社會利益。

在此運作規則下，媒體經常發揮「預警」功能，提醒前方危險彎道。正因如此，不時被權力階層視為刺耳詛咒，恨不得已讀不回，或完全消音。新聞媒體一旦失去預警功能，社會問題往往累積到無法控制，才潰堤爆發，武漢疫情初期就是如此。

1月27日，中國媒體人陳季冰在騰訊公眾號（類似臉書專頁）「大家」發表8000字長文，標題是〈武漢肺炎50天，全體中國人都在承受媒體死亡的代價〉，細數去年12月8日，武漢疫情第一例出現，此後長達40幾天，媒體報導幾乎只有「安撫」功能，跟隨官方口徑，不斷宣傳「可防可控」、「不會人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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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月20日，疫情已無法掩蓋，政府部門開始積極行動，武漢全面封城。陳季冰認為，輿論戰場轉至強勢的全國性媒體，主功能轉為「鼓勁」與「感動」，缺乏真相追究。

期間雖有《財新》等少數商業媒體前往武漢，試圖調查疫情源頭，但頻遭威嚇打壓，直指官員隱匿疫情的揭弊報導，上線後迅速被刪。至於陳季冰的長文，在社群網站爆紅後，不僅很快「被消失」，騰訊自家公眾號「大家」也遭連根拔除。

無論中國或美國，政治人物常有不同「政治考量」，差異在於，民主國家大多容許記者自由採訪、報導、評論，迫使公部門採取行動，此外也發揮「反映、溝通」等功能，利於政府與公眾形塑決策。

從SARS錯誤學習

除了早期預警、中期溝通，媒體事後還能「問責」，留下「經驗紀錄」，供政治部門警惕。此次抗疫，台灣反應迅捷，事權統一，政府官員勇於任事、決策明快是核心因素，另一原因是SARS期間的錯誤經驗，透過媒體報導追蹤、醫療界檢視批評，成為無形珍貴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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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前疾管局長蘇益仁曾回憶抗煞經歷，指出當時台北市府輕忽誤判、中央官員政治凌駕專業、民眾缺乏防疫意識，造成和平醫院封院及群聚感染等嚴重疫情，換言之，台灣也曾犯下政治掛帥的低級錯誤，事後透過媒體究責，留下公開紀錄。

反觀新冠肺炎抗疫過程，台灣幾乎不再重蹈覆轍，政府官員每日召開記者會，公布防疫措施及案例進展、宣導公衛觀念、澄清謠言資訊、釋出口罩庫存等資訊源、與民間協力開發各種平台。誠實的官僚，機敏的媒體，盡職的醫護前線，民間的危機共感，公開透明的資訊流通，共同串成圍堵病毒擴散的防線。

民主體制下的新聞環境，絕非完美無瑕，歐美各國反應過慢，陷入疫病蔓延苦戰。不過對比之下，缺乏新聞自由的社會體系，一旦碰上新型疫病等重大突發危機，更不容易快速反應、動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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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歷經SARS肆虐，中國政府處理態度迥然不同，一方面是政治體制不同的必然，另一方面也是新聞媒體遭扼喉噤聲的制度性後果，借用陳季冰的話，中國民眾「都在承受媒體死亡的代價」。

至今，台灣仍戰戰兢兢面對這場破壞性旋風，關鍵在於政府與民間全力動員，以透明資訊降低集體恐慌。但願，我們從這場疫病學到一課：民主體制與新聞媒體都不完美，必須各司其職、高效運作，才能成為風險年代的最佳防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