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島剛：哪些日本媒體比較「親台」？

但我過去工作的《朝日新聞》，在台有「親中反台」的惡名。某種程度來說確實如此，至少到90年代都是。但我認為客觀來說，朝日新聞從1998年設立台北支局開始，就開始認真進行台灣的報導。

最近除了支持台灣獨立的老人們以外，幾乎很少聽到有人說朝日新聞對台灣很冷淡。老人們多年來的刻板印象無法改變，而且現在也沒在讀朝日新聞的報導，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只是，台灣和朝日之間也並非毫無緣分。80年代，駐日代表處的新聞組長張超英手腕靈活、非常活躍，我讀了他的書《宮前町九十番地》，其中寫到張超英和日本記者群熟稔的開始，源於朝日新聞論說委員永井道雄的安排。

張超英和朝日新聞的關係漸深後，再逐一強化和其他報社的關係。「朝日新聞也一樣，是台灣的助力，我們不能什麼都不做，」這就是反向的朝日效應。張超英在書中自豪寫道，「在厚實又強健的朝日之牆中種下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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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日新聞》與台灣的兩段祕史

此外，我想揭露朝日新聞和台灣之間的兩段「祕史」。第一段，我並非當事人。2000年李登輝訪日時，日本政府要不要給他簽證，成了一大爭議。當時，產經、讀賣、日經、每日新聞接連在社論寫道，基於他要赴日治病的人道理由，應接受李登輝入境，最後朝日社論寫「若是基於人道理由，不應給予拒簽。」

要不要給李登輝核發簽證，握有決定權的官房長官，後來當上首相的福田康夫說，「因為朝日新聞都寫了，不得以只好」給李登輝核發簽證。持反對意見的外務省亞洲事務局長槙田邦彥回憶當時對我抱怨，「最後朝日新聞站在李登輝那邊，成為決定性因素。」

還有一個發生在馬英九執政時代，我自己參與其中。當時的駐日代表馮寄台，試圖運用媒體來向日本推銷台灣存在的意義，以及馬政府的對日政策。媒體出身的他深諳其道。他向日本各大報紙投書，引發許多讀者關注。當時，我剛從台灣回到東京總部擔任記者，馮寄台希望我能幫忙安排在朝日新聞刊登他的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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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聽了公司裡的幾個部門，跟他們說服說「台灣很重要，投稿一定要登報」，最後成功刊出馮寄台的投稿。其他報社都很驚訝，因為不管哪個媒體都一樣，幾乎不會這麼積極刊載台灣政界人士投稿。不過，「既然朝日都讓他見刊了」，日本媒體同時改以柔軟姿態回應，之後讓馮寄台在任內有數十次投稿獲得揭露。

這是他駐日時期最引以為傲的成績之一，直到現在我們見面時他還會對我表示感謝。不過在那之後，他也還了這個人情，幫我安排馬英九總統的獨家專訪。

因此，朝日新聞意外對台灣有所貢獻了。蔡英文上任後的第一個日媒專訪，就選讀賣新聞，因為讀賣和安倍政府很靠近，發行量也是日本第一，她因此做出合理判斷。這次蔡英文和產經的採訪，安保對話的內容在其他報社也上不了頭版頭條吧。如此說來可謂正確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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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眾所周知的是，朝日新聞的讀者知識水準較高，在政界、財經界及學界的影響力也最大。不是因為我待過朝日新聞就推薦朝日，但蔡英文總統的下一個日媒專訪，若是選擇朝日新聞也有好處。

我駐台的2007到2010年間，為了洗去「朝日新聞對台灣很冷淡」的污名，就用盡力氣來做採訪。其中，還有台灣籍的助理因為「野島先生工作太嚴苛」而因此逃離。結果，我在三年內寫了超過五百條新聞。讀者因此時常稱讚「朝日不一樣了耶」。（延伸閱讀：為你而寫，最重要的故事）

台灣的魅力令我著迷，即便回到日本，我也寫了幾本跟台灣有關的書，時常以台灣通的作家身分到各地演講。我在日本和台灣以書寫為志業，《天下雜誌》的專欄也是其中之一。（延伸閱讀：五十歲之旅，我累積的財富）

如果沒有那三年的努力，我也不會像現在這麼喜歡、了解台灣。過了50歲，我更不斷體會到，人生就是因為偶然的際遇而改變。（責任編輯：洪家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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