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過後的臺北火車站北二門，路過的人像任何時間一樣行色匆匆。
「請你跟我們關心海洋」、「不要再讓海龜吃塑膠袋」，頂著大光頭、下巴蓄著小髭的陳信甫趨前向每一個經過的人搭訕，但不斷湧入的人潮就跟水流一般，流過他的身邊，流向大廳和車站。一位胸前背著嬰孩的媽媽終於停下腳步，好奇地跟他攀談。
陳信甫的背後是嘴巴上罩著塑膠袋的海龜，在湛藍的海洋中泅泳，「有你減塑、海洋沒塑」，背板上的文字寫著，「你也可以為環境發聲」，周邊綠色紙箱做成的板凳有著大大的「Green Peace」、「綠色和平」字樣。（延伸閱讀：海洋塑膠垃圾，亞洲5國最糟糕）
台北、台中、高雄，在熱鬧的街區、人潮洶湧的道路總會看到他們，穿著綠色T恤，手持平板企圖攔下路人。在綠色和平組織，他們有個專有職稱「DD（Direct dialogue直接對話）」或是「募款專員」。
台灣捐款會員超過韓國、香港
標榜不接受任何政府、企業和政治團體捐助，綠色和平從2011年進入台灣，幾乎百分百靠著街頭募款起家，在短短幾年募得金額不斷成長。
根據綠色和平所公布財報資料，2014年尚為1.24億元，到2017年已經成長到2.72億元左右，顯示街頭募款的形式已經廣為台灣人所接受。
即使2017年發生綠色和平北京辦公室，在一份研究報告的地圖，將台灣列為中國一部分，引起不少人反彈，以致捐款成長趨緩，但整體仍從2016年的2.49億元上升到2.72億元，捐款人從5萬6千人持續擴增到5萬9,700餘人。
台灣人掏錢以實際行動支持環境議題，更是超過其他國家。攤開綠色和平東亞分部的年度報告，在2017年底，台灣捐款會員已逼近6萬人，相較之下，韓國為2萬9千人，而香港也不過4萬1千人左右。
「我們強調的是直接對話的募款方式，以對話傳達想法和理念，」這一天在台北火車站駐點的大隊長許博翔，30歲的年紀卻有超過6年的街頭募款經驗，「這樣可以接觸不同同溫層的人，更了解彼此立場。」 （延伸閱讀：【奧美觀點】行銷人必學！國際級NPO教會我的3堂課）
募款從街頭的直接對話開始
許博翔從最基層的募款專員一路升遷，負責2到3個小組，每次出動都是一個小組約4到5人。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路上攔下一位年輕人，介紹到一半時，年輕人手寫紙條說明自己的助聽器送去維修了，許博翔這才意會到對方有聽力障礙，但對方示意只要慢慢講，可以讀得懂唇語。這位年輕人最終成為長期支持者。
但這並不常見，更常是遭受白眼或刻意閃過，「在街頭募款，最難的是會不斷受到拒絕，」許博翔雖然已經對「拒絕」免疫，但這卻是初入行者最艱困的挑戰。
估算平均20個路人僅有一人會停下腳步，而10個願意駐足的人又只有一位願意簽下信用卡，成為每月捐款的會員。
募款專員來自各種背景，幾乎所有的訓練都是在街頭。在街頭的募款員，有律師、設計師，還有銀行工作者，剛開始接受3天訓練，「第一步是讓他們清楚我們關注的環境議題有哪些，他們其實更像是街頭倡議家，和民眾開啟對話，」綠色和平東亞分部募款總監韋森特（Cristina San Vicente）說，「除喚醒民眾認知之外並尋求支持，同時也教他們如何溝通和處理拒絕。」
通常3天訓練後即直接上街培養實戰經驗，為維持捐款流向透明，所有募款專員都不接受現金，而是透過他們手上的平板電腦填具信用卡，金額除固定的600元、800元、1,000元、1,200元之外，還有「其他」供自填。
「綠色和平是倡議型團體，希望資金也能做長期規劃，會更鼓勵採取定期定額捐款，」韋森特強調，這是動員群眾力量，採取行動為環境帶來真正的改變。
專人勸募強調專業與透明
過去，綠色和平曾在其他區域嘗試用志工募款，卻不成功。「募款人員代表組織，要有專業知識，還要傳遞對的訊息，對志工是很大的負擔，」台灣與香港區域募款經理林摩根指出。
更重要的是站在街頭勸募，有機會接觸捐款者的個人資訊，有一定的責任和義務，若用志工不僅有風險，在管理上更不容易，因為無法評估成效，也較不具彈性。
然而，樹大自然容易招風，上街勸募也潛藏道德風險。國人熟知的非政府組織（NGO），從家扶基金會到世界展望會都有專人勸募。
「關鍵是募款所得和薪資的關係，有無業績壓力或是分佣，」一位在NGO工作超過20年的秘書長表示，國外早有募款專業人員協會，也有嚴格的倫理守則，「專業人員不能分紅是最基本的原則。」
這也是募款專員在街頭常被質疑之處，根據綠色和平在104人力銀行所張貼的招募說明，募款專員在試用期滿後除月薪，還有目標達成獎金，以及額外特別獎勵。 對韋森特來說，要確認募款是否成功的關鍵，就是設定衡量標準，以幫助組織判斷募款工作的有效性。
但「額外特別獎勵」的字樣，難免啟人疑竇，「這是我得到的獎勵，」許博翔瞬間翻開綠色T恤，展示穿在裡面的灰色「彩虹戰士」棉T，近期其他人獲得的獎勵是竹子吸管。（延伸閱讀：國際志工必搭的四艘船：關係、友誼、信任、夥伴）
國際品牌形象成最大優勢
綠色和平所設定的績效目標是募款專員每一天要和7至8人展開深談，並爭取至少一人捐款，「平均一個月要達到16到19個支持者，」許博翔說，但支持者和捐款額度無關，不論捐500元或5萬元，都算一個支持者，「目標達成獎金非常微薄，若未達成也不會影響薪資。」
事實上，街頭募款模式所帶來的影響，在台灣逐漸擴散。以綠色和平進入台灣不過8年，一年募款額度即達到逼近3億元，顯然NGO的募款市場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台灣的環境團體募款多沒有突破圈子，就像是牧師對牧師傳教，」曾在綠色和平北京辦公室工作，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理事長賴偉傑認為，綠色和平是國際組織，民眾相信品牌，支持者很多是過去從未捐款給環境團體的人，且內部會跟支持者保持聯繫，說明所做的議題和效果，讓他們感覺所捐的錢對環境有幫助。
如今開始有其他NGO跟進，展開街頭募款。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採委外的方式，全權委託香港智善社會企業，而國內土生土長的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則從去年11月開始招募募款專員，目前的募款團隊已經有6人。
前期投資高，後期收益長
「做這件事情剛開始的成本很高，但後期效益也高，」環資會秘書長陳瑞賓舉了個例子，「有人跟你說投資150萬元，一年回本後每個月還可以5萬，你會不會加入？街頭募款就是這樣的概念。」
雖然環資會的募款團隊才剛上路，他估算，前期投資高，後期收益長，「但要如何不被績效和業績牽著走，這對組織是非常重要的課題，」他說。
只是多數環保團體卻坦言，綠色和平模式在台灣很難複製。因為台灣的環保團體多數忙著「作戰」，「這需要專業訓練，也要有夠多人力，」一位不願具名的秘書長說。
過去環境運動和政黨運動交纏，仰賴國人的熱情支援，如今已經不可同日而語，絕大多數團體募款狀況不佳，他們多認為綠色和平的國際網路比本地團體好，如非法捕魚議題只有綠色和平做的起來，「但本地議題需要火力支援時，他們就稍嫌弱了點。」
在全球擁有26個辦公室，範圍擴及55個國家的綠色和平組織，在募款上確實有值得台灣的環境團體學習之處，但要如何和在地團體結合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或許是綠色和平接下來需要學習之處。（責任編輯：吳凱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