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島剛：為你而寫，最重要的故事

當我考進《朝日新聞》時，最開心的也是父親。當時是一九九二年，沒有人會懷疑新聞業的未來。《朝日》發行量多達九百萬份（現在只有三分之二，六百萬份），入社考試也是幾千人搶一個名額（現在是數百人取一），可說是日本最難考的企業之一。

大學時代，我一直在海外流浪，沒有認真念大學，最後卻能奇蹟似地通過考試，應該是拜泡沫經濟時期的大規模徵才所賜（當時一百二十人！現在只有三十人）。

我記得，收到錄取通知的那天晚上，平時幾乎不喝酒的父親，卻開心地喝著啤酒跟我乾杯。

日本的記者，幾乎不會在報導中署名，只有海外特派員可以署名。我成為台北特派員後，父親幾乎每天把有我署名的報導剪下來，開心地閱讀。那些剪報資料，也成為他的遺物。在電腦資料庫的時代，剪報沒有什麼用處，但對我來說卻證明了，父親是我獨一無二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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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五年，醫生宣告父親得了胰臟癌，醫生說他的生命只剩不到三年，而病況卻比想像中的嚴重。一六年春天，我離開《朝日》、成為自由作家的時候，父親的抗癌療程效果不彰，身體狀況愈來愈差。

我離開《朝日》的那個月，出版了《台灣十年大變局》。我耗費十年人生所做成的台灣研究，都集結在這本書中，所以我邊寫邊想著，好想讓父親來讀。

我第一個，便把書寄給病床上的父親，但母親說他已經連讀書的力氣都沒有了。書出版後不到兩個月，父親就過世，寄給他的書也一起火化了。看著火葬場的煙裊裊而上，我祈求「他在天國慢慢閱讀」。

因此，除了最終回以外，眉村卓念給妻子聽的一七七七個作品，都讓我心生羨慕。眉村卓決定每天寫小說，當時的他是這麼想，讓我非常有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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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了一下，有什麼我能做的事呢？我想到的是，每天寫下短篇故事，念給妻子聽。有人說，文章的力量能撼動神明，我當然不相信自己寫的東西，具有那樣的力量。只是我聽說，如果癌症患者能開朗度日，經常開懷大笑，身體的免疫力也會增加。」

沒錯，說到底，作家就是只會書寫的人。

寫文章這件事，看起來似乎很孤獨。的確，一個人面對書桌獨語，奮力將思考化為文字，確實是孤獨的過程，但寫的人幾乎不會感到孤獨。

因為有人願意讀

因為有讀者，才讓我們不孤單。沒有讀者的文章，就像深夜的日記一樣，不過是吐露自己的情感罷了。有了讀者，文章也感受到他人的眼光，就此孕育出普世價值。

我認為，台灣讀者的好處，就是面對面、毫不保留地向我提問。前陣子，我在台灣的新書發表會上演講，現場有人提出稍微哲學性的問題：「野島先生為什麼寫文章呢？」當時我沒想太多，直覺性地回答說，「因為有人願意讀我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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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回想起來，這個答案還不錯。因為如果我發現，沒有人需要野島剛這個人的文章，我就只能封筆了。所以我們這些作家，就是用盡生命，努力書寫。反過來說，對作家而言，讀者也是絕對必要的存在。

在公共空間發表文章的效果，作者無法直接看到。但文章具有力量，可以影響許多人的人生和思考方式。

眉村卓的書，再次讓我知道，作家和讀者之間的關係意義深長。作家這個職業，如果想要幫助別人，我們只能下筆成文。

日本迎接元旦到來。二○一八年，我期盼能把文章送到世界某個角落的讀者眼前的同時，也會持續書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