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和西方的思考方式　根本差異在哪？

這種自我膨脹的傾向，在東亞範圍的研究裡幾乎完全看不到。事實上，在某些研究裡，受試者更傾向低估自己的能力，而不是膨脹自我價值的認知。住在個人主義社會的人，或許也會更強調個人選擇和自由。

重點是，我們的「社會傾向」似乎影響到更基本的推理思考層面。在集體主義傾向較濃的社會，人們思考問題時通常會更顧及全局，而個人主義傾向較濃社會的民眾，傾向聚焦分別不同的要素。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想像一下，你看到一張高個子在威脅矮個子的圖像。沒有任何其他資訊時，西方人會認為高個子是爛人，但東方人可能認為這是兩個人之間發生了其他事，例如老闆在罵下屬，或是父親在罵小孩。

這種思考風格也延伸到我們分類無生命物體的方式上。

假如有人要求你，在幾個名詞中挑出兩件相關的東西（例如火車、公車、軌道），你會怎麼做？這種測試名為「三件一組測試」，西方人通常會選擇「公車」和「火車」，因為這兩種都是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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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思考比較全面的人，會選擇「火車」和「軌道」，因為他們更聚焦兩者之間的功能性關聯，其中一個東西對於另一個非常重要。

這甚至會改變你看待東西的方式。密西根大學的尼斯貝特（Richard Nisbett）做了一項眼睛追蹤研究，發現來自東亞的受試者，會花更多時間看一張圖像的背景，瞭解脈絡，而美國人通常會花更多時間，集中觀看圖像的焦點所在。

這種區別也可以從日本小孩和加拿大小孩的繪畫中看出來，表示觀看方式的差異，在年紀很小時就出現了。焦點狹窄或多樣化，會決定我們日後如何記得一個場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學者亨利希（Joseph Henrich）說，我們等於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

有些人宣稱，基因或許也會影響我們的社會傾向，但數據顯示，社會傾向是從他人身上學習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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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什麼我們的思考方式會不一樣？有個明顯的解釋是，思考方式反映了在不同地區隨著時間發展精進的哲學。尼斯貝特指出，西方哲學家強調自由和獨立，東方傳統傾向強調統一，如孔子就是。這種不同的世界觀深深埋在不同文化的文學、教育與政治思想中，經過內化，影響極深。

即使如此，個別國家之間的細微差異，代表還有許多令人意外的因素也在發揮作用。

例如說，西方國家中最具個體主義傾向的美國，像透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這種歷史學者一直主張向西部擴張和拓荒滋養了獨立精神，因為每一位拓荒者都為了生存而奮鬥、征服荒野。最近心理學研究顯示，較靠近邊界邊緣的州（如蒙大拿），個人主義色彩也較濃。

再來看看日本的北海道。日本跟許多東亞國家一樣，集體主義色彩較濃，也較傾向從整體角度看待事情。但移民迅速向北方邊界擴張，很像美國人往大西部定居的狀況。明治天皇政府甚至從美國雇用農業專家來幫忙種植作物。如果理論正確，北海道會因此比日本其他地方更具獨立主義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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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根大學的北山忍（音譯）發現，比起日本其他地區居民，北海道的人確實在獨立性和個人成就上得分更高，也比較驕傲，同時也比較不關心其他人的看法。北山請受試者參加一項社會推理測試，請他們討論服用禁藥的棒球選手。日本其他地區的民眾比較會考量到脈絡，例如成功的壓力等等，但北海道的日本人更傾向歸咎於球員本身的個性或道德缺陷，是比較接近平均美國人和個人主義社會的反應。

細菌理論

另一個反直覺的解釋是，不同的心態與因應細菌的演化有關。2008年，芬雀（Corey Fincher）與同事分析全球傳染病數據，顯示一個地區的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分數，似乎與疾病的普遍性相關。你感染的機率愈高，集體主義傾向就愈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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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的解釋是，以更服從他人為特色的集體主義，或許會讓人更煞費苦心地避免會散播疾病的行為。芝加哥大學的塔罕（Thomas Talhelm）在中國廣州的農村看到強烈的集體主義傾向，他認為這可能與勞力密集、牽涉複雜灌溉系統的種稻活動需要合作有關。相形之下，種小麥大約只需要半數的勞動力，而且依賴降雨多過灌溉，代表不需要與鄰居合作，可以專注在自己的作物上。

種稻與種麥是否決定了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心理傾向？塔罕與中國科學家合作，把1000多個來自種稻和種小麥地區的學生分組，測試他們的思考方式，並要他們畫出自己與朋友和別人的關係。結果發現，來自個人主義社會的人，會把自己畫得比朋友大，來自集體主義社會的人則會讓每個人大小一樣。

塔罕說：「美國人通常會把自己畫得非常大。」

研究顯示，來自種麥地區的人通常也比較個人主義，來自種稻地區的人通常比較集體主義。他在印度進行類似的研究，也得出相同結果。

愛丁堡大學人類學家忽先（Delwar Hussain）說，研究只是指出一種廣泛的趨勢，個別人口群體的傾向都會有差異，不是非黑即白。東西方國家也有很多歷史連結，所以有些民族可能共享兩種思考方式，年紀、階級也有影響。

（資料來源：BBC、Pathe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