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前記者、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研究員馬拉比（Sebastian Mallaby），在花費5年時間研究後完成的新書《The Man Who Knew》，則有助歷史做出對葛林斯班的判斷。
至今，葛林斯班仍舊是個充滿矛盾的人物。他是共和黨的堅定支持者，但與民主黨的合作關係，卻比共和黨更要緊密；他是蘭德（Ayn Rand）自由主義的追隨者，但他的強項卻是控管資料；他是金本位的信徒，卻成為權衡性貨幣政策的倡導者。
葛林斯班認為建立聯準會有如災難，但也成為最強大的聯準會主席。
他相信自由市場，卻積極參與援助失敗機構和危機國家。他知道道德風險的危機，卻以所謂的「葛林斯班賣權」來支持市場。
馬拉比帶著讀者踏上漫長的旅程，從葛林斯班的孩提時代開始，一一細數他爵士樂團成員、預測師、參與共和黨政治、聯準會主席，以及金融危機後聲名崩毀等各個時期。透過葛林斯班那驚人的生涯，我們亦得以一窺美國超過40年來的政策和決策過程。
馬拉比認為，葛林斯班擔任聯準會主席期間的悲劇之處在於，他並沒有勇於追尋他的恐懼；這樣的悲劇性因素源自葛林斯班公眾形象的特質──擁有真知灼見，卻也不願強力行事。
許多人會將葛林斯班與前一任聯準會主席、曾在1980年代重擊通膨的沃爾克（Paul Volcker）相較。葛林斯班沒有沃爾克的道德勇氣，但葛林斯班成為聯準會主席的原因之一就是，雷根政府想擺脫沃爾克，因為沃爾克相信，金融現代化的利益，完全比不上金融傲慢帶來的風險。
沃爾克的看法是對的，但葛林斯班能存活這麼久，就是因為他知道自己打不贏哪些戰爭；沒有這樣的彈性，他必定無法長期擔任聯準會主席。
然而，葛林斯班有能力、也有權力做更多事；他在2008年向國會承認，他不該假定銀行等組織追求自身利益的動機，足以促使它們保護股東和企業的價值。
葛林斯班有著恐懼和希望。
他的恐懼是，金融遊戲的參與者永遠會走在政府監管之前，監管也註定會失敗；他的希望則是，風險控管失敗之時，聯準會會負責善後。可惜的是，金融危機之後，這個說法再也不站不住腳。
馬拉比也強力批評葛林斯班選擇以通膨為目標，卻沒有明確地聲明此目標。
以通膨為目標的好處在於，那可以成為金融政策的錨點；然而，至今的經驗顯示，無論有沒有這樣的錨點，貨幣政策都同樣有可能導致不穩定。通膨穩定無法保證經濟穩定，有時，結果可能恰恰相反。
或許，葛林斯班從大師變為代罪羔羊，給我們最重要的教訓就是，創造貨幣和金融不穩定的力量極度強大。部分原因在於，我們其實不知道如何控制它們，也不是真的想掌控它們。
《The Man Who Knew》的讀者心中必定會產生這樣的想法：同樣的錯誤遲早會再次出現。
©The Economist Newspaper Limited 2016
經濟學人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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