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台灣拋棄的博士們　西進中國的「學術移工」

西進中國學界的故事在過去幾年是這麼被傳誦著：「中國磁吸高階人才」、「台灣人才被中國挖角」，知名台籍學者加入長江學者、千人計劃或各省各類的人才計劃，年薪上百萬。這不過是幾年前的事。

但兩岸情勢、學術市場、人才水位，明顯在這兩、三年起了變化。學術人才西進，不如外界印象中美好高薪。黃宗昊描述這一輩博士們的處境，「很多人以為我們去中國大陸吃香的、喝辣的，No。台灣一批表現傑出的正教授，如巫和懋、霍德明等，那些人是winners（贏家），中國大陸用很高的薪水邀請，不會餓著。他們那種檔次是稀有動物，和我們這群六年級的博士，處境大不同。」

黃宗昊不是特殊個案。在採訪團隊追蹤下，我們目睹一群西進中國大學的「黃宗昊們」。

任教於上海交大的黃宗昊已在中國三年。他說，「既然來了，就咬著牙適應嘛。倒也不用在被窩裡哭吧！」

他們多半是六、七年級生，過去三年，進入中國各省份的大學任教。台灣教育部、科技部、各大學校院，沒有人能掌握這群人的數目和流向。但確實速度和量體上爆發式增加。

三十八歲，廈門大學傳播學院的副教授陳經超，是少數很早就進入中國的台灣人，在北京大學讀博士，是個中國通，在微信上，他開了台籍教師群組的討論板，開板不久已有超過一百三十多位台籍老師加入。

陳經超說，群組裡多半是年齡三十至四十歲在中國的全職教師。各地各省台籍教師群組不少，他們一個拉一個，加入時還意外發現自己的小學、大學同學也到中國教書。他們之中，男性多於女性，有在中國拿博士的，也有留洋的，但更多是台灣本土博士。

單從省份來看，至少十八個省都有台籍教師，包括青海、貴州、內蒙古、黑龍江。其中以對台前沿的福建省人數最多，去年就招募了一三二位台灣學者，預計今年再招聘兩百位台籍老師。

低薪、高壓、沒保障

中國「高薪挖角」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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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百上千的台灣學術人才正快速西進。過去幾年間，他們以兩種基本形式進入中國高教體系：一種是「編制內」，相對低薪地進入中國最好的九八五和二一一體系的高校（見一三二頁小辭典）；另一種是「編制外」，以高於台灣的大學薪資，進入省級或市級、一些很少人聽聞的學校，如福建武夷學院、湖南吉首大學、溫州大學城市學院、廣州中山大學南方學院等。

余炘倫屬於「編制內」這一類。他是英國艾塞克斯大學社會學博士，一三年回台，也同樣遭遇教職市場緊縮的困境，與許多本土博士一樣選擇西進，來到呼和浩特的內蒙古大學，擔任助理教授。

第一次見到余炘倫是在他嘉義老家。在余家祖先牌位前，余母拿起余炘倫出生時由算命師排的命盤，上頭寫著「往北運」三個大字。他的父母一輩子惦記這三個字。既然孩子往北走運勢才旺，多年前他們為炘倫在新北市買了房。只是，余炘倫註定流浪更遠，「壓根沒想到，到更北的內蒙古去，」余母帶些感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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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大學的余炘倫西進中國三年間，成家養兒， 但他仍期待有一天能回到台灣，做自己有興趣的台灣史。

內蒙古大學隸屬中國的二一一體系。余炘倫所在的民族學與社會學院，還是中國十二五計劃中，要建設為一流學科的重點。

中國重視、也禮遇洋博士，但攤開余炘倫的薪資單，叫人吃驚。中國的大學薪資主要由「崗位工資」和「崗位津貼」組成，這兩項再加交通等津貼，扣稅後，余炘倫的薪資才過四千人民幣（約兩萬台幣）。

「剛聽到工資時，我和我家人都覺得很低。這工資在台灣可能沒法想像怎麼生活，」但他同時也拿到學校給的一筆三十萬人民幣安家費，五年合約一攤提，每月薪水大約八千人民幣（約四萬台幣）。

另一種西進趨勢，則是走「編制外」，多採豐厚年薪制，但學校評價兩極，一種是頂尖的研究型大學，研究為主、教學為輔，但主要鎖定已有表現的正教授，年輕人機會不高；另一種則是這兩年台籍博士大量進入的學院，以教學為主、研究為輔。

但無論哪一種，工作保障不高，續約與否充滿不確定。

有條件的年薪百萬

連計程車司機都知台籍老師苦

二○○○年前後，中國高校擴招，在一般大學外，全中國已有超過三百三十所以上的獨立學院，佔全中國高校的十分之一。

掛靠公辦大學名號的獨立學院不勝枚舉：武昌首義學院、華南師範增城學院、湖北經濟學院、中山大學南方學院、北京理工珠海學院等。

不少學院要上繳可觀的「管理費」給母體大學，兩者間的關係，有些像直營、有的像加盟，緊密程度不同。有不少人批評，高額學費是販賣文憑的學店，但也有人認為能讓更多青少年有書可讀，提高人力資源。而目前不少台籍老師都流往獨立學院。

以南方學院為例，掛靠中山大學之下，學校收的不是像中山大學所收的頂尖學生，學生畢業證書上拿的是「南方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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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大學是筆好生意，南方學院有一．八萬名學生，學生每一年學費近兩萬人民幣（約十萬台幣），每年近四億學費收入（約二十億台幣）；但生意要有賣點，在老師多數是碩士的情況下，台籍博士已成為學校國際化的招牌。台灣博士等於進入極企業化運作的學校。

去年，廣州市的中山大學南方學院透過台大、逢甲、世新等公私立大學教授協助宣傳，並在台灣媒體刊登廣告招聘台灣博士，條件誘人：「年薪二十萬起跳，外加十萬安家費，十萬科研啟動金」。

就這樣，南方學院兩年間招聘了四十四名台籍老師，不乏來自台大、台師大、中山大學、政大等年輕博士，一六年計劃再收二十位台灣人。短短三年間，台籍教師佔總師資的十分之一。

這些學校名目上開出年薪高達二十至三十萬人民幣（約一百萬至一百五十萬台幣），但有不少附帶條件：六個月試用期間採八成薪、科研經費實報實銷，老師們得想方設法靠著蒐集尿布、衛生紙、車資等發票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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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出租車師傅（計程車司機）都知道台籍老師情況。出租車姜師傅搭載採訪團隊時就提醒，「台灣老師需要收據，妳給他們，他們要報帳的。」看似各式名目疊高的工資，還要扣除二○％至二五％高額個人所得稅率與保險，台籍老師能領的年薪並沒廣告上說的多，這還不包括上漲的中國物價、房租、往返台灣的機票費。

事實上，不論走的是哪一軌，進入研究型或教學型學校，這一波西進的年輕教師，都像跨過深不可測的黑水溝一樣，只能忐忑前行。

中國學術已進入買方市場，合約規定也日益嚴苛。

近年，中國大量的海歸與每年超過六萬名的博士畢業生也競逐教職。華東師範大學政治系系主任劉擎最近才晉用一名台灣助理教授，他說，現在的工作是二十、三十取一，一半以上是洋博士。

三十八歲的張維元，是福建省龍岩學院廣電系的助理教授。目前在龍岩有十幾位台灣籍教授，多半是像他這樣的「高級學術移工」。龍岩給留洋的他年薪二十萬人民幣，稅後約十四萬人民幣（約七十萬台幣），學校還配了一個兩層樓宿舍給他，但張維元的心情始終無法輕盈。

「當我看到三個房間、一衛浴、一客廳、一廚房，對，是不錯，但我心裡很忐忑。為什麼要給我這麼好的住宿，是接下來要看你能不能在三年內有表現。怕別人翻臉比翻書還快，所以拿到這房子我是緊張的。合約訂得複雜嚴苛，其實每年都可以找理由把我fire（開除）掉，」張維元說。

台灣的助理教授有六年的升等條款，中國的大學則採「合同制」（約聘制），採兩次的三年合約聘任，要求具體高標的學術發表。張維元的合約上，就要求三年內要有三篇的CSSCI或TSSCI（分別是中國、台灣人文社科索引）。數量上比台灣許多大學還嚴格。而有些九八五和二一一的研究型大學，甚至要求三年十篇文章、專書和國家型計劃。

複製台灣十年前開始上演的高教亂象，中國學術的大躍進，拚命生產學術論文，中國學者吃不消，台灣學者更倍感壓力。

去年剛從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回到台大財金系任教的張晏誠，對中國制度的變動感受最深。○九年，上海高級金融學院以稅前四十萬高薪禮聘他，薪水六年後漲到一百萬人民幣（約五百萬台幣）。

敢給，也敢要求。「一開始offer letter（聘書）說八年一到兩篇頂尖期刊，到後來變成八年三篇，合約一簽簽八年，」張晏誠在過去六年有一篇美國頂級期刊發表，仍無法達到校方要求。他說，「很困難，大家都會在真的發生前就離開，目前沒有人升等過，競爭很激烈。」

其實在中國第一年，張晏誠就有些水土不服。他個人不是很喜歡那裡各方面的壓迫感，每一年都想回台灣──即便是回到台大，薪水減半，卻是離開了巨大的壓力艙，回歸較正常的工作節奏。

除了強大嚴苛的量化指標，中國學術服務政治的「政學合一」體制，更是新一波西進學者遭逢的特殊環境。

政學合一的挑戰

便衣管控、思想審查無處不在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上台後，加強對大學裡的意識型態管理。大學教室裡，充斥著攝影機、穿著便衣的巡視員在課堂對老師教學錄音；中國社科院甚至要開始對學位論文，進行意識型態審查。

有些學校給台灣老師的合約上更明文寫著「保持中立政治立場」、「不在公開場合散播反對有關大陸政體的言論」，而口頭上更頻繁告誡不能批評政府和黨。

一位台籍助理教授就曾發生「教學事故」。在上課鐘聲響起後兩分鐘，正準備踏進教室時，手機鈴聲響起，竟是學院辦公室打來的電話說，「怎麼還沒到教室？」這位老師嚇了一跳，才知道學校能隨時「監控」課堂情況。

雖然中國教育體制是在快速現代化，與歐美的法規、制度、指標對接，吸引國際人才。但根深柢固的人治色彩，隨時引用各種規則給人「恩給」或將人「排除」，在那制度下的所有人，都活在高彈性與不確定裡。而台灣人還容易遭遇玻璃天花板。

這一波跨越黑水溝的學術移工如履薄冰地找生存的縫隙。他們之中，有人待了一、兩年便賠款離開；多數騎驢找馬，邊教書、邊找尋機會跳槽；只有少數安身立命想長久發展，而這類型的老師，多半到此娶妻生子、成家立業。

與始終在自由市場抉擇的台商或台幹不同，學術這條路，一直是與政府政策緊密扣連的。究竟誰該為這群掙扎西進的學術移工負責？

教改的歷史共業

台灣博士過剩　中國撿便宜

他們的出走，起因於台灣市場供需失調：從一九九四年的四一○教改，廣設大學；一九九六年後，大量專科升格為大學，碩博士班大增──台灣人對學位的盲目追逐，以為讀博士像鍍金，是博士生產過剩的大背景。

調出教育部資料，九十學年度在學博士不到一．六萬人，在九十九學年度達到三．四萬名高峰，每年約有四千名博士畢業生。以去年的一○三學年度為例，四○四八位畢業博士，僅約一三％的人能進入學術界。（見表2）

教育部高教司司長李彥儀直率說，「我要回頭問問（學生），當初為什麼要去念博士呢」、「我覺得（學生）自己也要思考，到了念博士的年紀，應該都有獨立判斷的能力了」。

科技部科教發展與國際合作司司長周世傑也觀察，「有八成大學教授為了大量勞動力，鼓勵學生讀書；看來博士的表面成本很低，學費低，但其實投入的時間成本很高，是高風險的投資，」周世傑認為博士過剩是教育政策、教授、學生的共業。

博士擴招的十年間，他們被「教授」的頭銜吸引、被指導教授們連哄帶騙、被教育部擘劃的大學產業幻象炫惑，同時遭遇博士就業市場全球惡化、單一崇洋指標壓倒一切、教授們延緩退休。

這樣的多重夾殺，讓這群六、七年級博士，私下稱台大、政大等名校聯合「學術詐欺」，學生們拚死拚活地做研究，卻被制度與環境集體坑殺，有種「先養後殺」、「用完即丟」的感嘆。

若拿出九十三學年度和一○三學年度大學校師年齡分配結構的十年變化，可以看到，三十歲至四十四歲的教師比例，從五六％下降到二九％。當教育部呼籲流浪博士別急，嬰兒潮的教授會在未來五到十年退休時，這群學術移工的心聲是：「我們是等不到了，再過幾年，我們最黃金的研究歲月已流失，那些機會只會給更年輕的一輩。」

這似乎是一群生錯時代的人，註定要被教育體制犠牲。

政府現在的做法是，透過大量的「博士後研究」，暫時安置還在尋覓教職的博士。金融風暴後，為了救失業率，科技部擴大博士後名額，○八年的博士後約一千五百人次上下，但之後平均每年聘用兩千兩百人次以上，六年花費金額超過一百億台幣。但博士後名額仍是杯水車薪，還有許多人搭不上這列車。

不願一直「博士後」或兼職下去的博士，當起學術移工，有能力的到美國、香港、新加坡，而大批如今西進中國，從人文到資管、從電子到音樂，為了延續學術生命，一個拉一個，一群帶一群，也開始投履歷，準備西進。

教育部僅認列一五五所大學學歷

學術移工，還回得來嗎？

中國清楚台灣博士過剩，也在此時撿便宜。負責招聘的學校對口曾在酒後誇口：「我們有錢把全台灣的博士全部買過來！」

不少學術移工還想回來，但回得來嗎？周世傑表示，西進也是移動的能力，「最好能在頂尖的大學，九八五是一個plus（加分），也夠國際化；至於其他鳥不生蛋的地方，回台灣求職可能有困難。」

中研院士、前國發會主委的管中閔也經常到中國高校交流，他說，西進人才多了，而台灣近幾年聘人困難，海歸和本土博士都往中國去，「如果我們再把有意願的台灣年輕人擋掉，甚至不承認他們在中國大陸的經歷的話，等於把他們回來的路都砍斷了啊！」

目前教育部承認一百五十五所中國大學的學歷，等於承認這些大學的任教資歷。高教司司長李彥儀說，而在這之外，從中國的獨立學院回流的老師資格，由聘任學校自行認定其專業經驗。（編按：專門職務四年等同於教師年資三年，相差一年。換句話說，博士後擁有四年專門職務的經歷，回台後應可由學校自行認定聘為副教授。另外，中國學界工作的年資無法敘薪，這是回台後可能的損失。）

對於中國高教的變化、西進年輕博士處境與動向的掌握，教育部等相關單位幾乎空白。

台大財金系副教授張晏誠去年自上海高等金融學院回來，在三級三審的校教評前，遭遇教育部回覆不能以副教授資格聘用。上海高等金融學院並不在教育部認列的一百五十五所高校，但在全亞洲財金系裡相當優異。

張晏誠說，「我原本有自信回台大會很順利，系上主任都很歡迎，但我沒看到的是，香港回來的、新加坡回來的，沒人質疑你的資歷和品質，中國大陸的年資拿回來，升等時卻有風險。」教育部最後讓台大自行認定資格而順利升等，但張晏誠仍經歷一段漫長的等待。

而這種等待，人文科系比理工科系更容易遭遇，因為身處環境不同，難有一致標準。

台灣已陸續有西進學術移工回台的個案，他們有些乘機在二線學校大撈一筆後回來，有些人不服水土悻悻然回鄉，極少數順利接軌台灣教職，更多是看到眼下，對未來掛著懸念。

這可能是台灣史上受過最完善教育的一代。但決策者洞見的不足、制度的缺失、家鄉機會有限，使他們成為學術的吉普賽人。而政府官員和整套制度對於他們的處境、可能的「回家」，還沒有對策和準備。

西進的學術移工，不會天真地認為這一切是國家的責任，也不會以懷才不遇自欺，但他們期待重新檢視頂尖大學計劃對本土博士的歧視、高教資源對年輕人的不友善，他們也希望國家正視對這個世代的剝奪，給他們公平的競爭機會，同時也要有魄力地解決長期扭曲的高教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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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辭典

211

是指1995年，中國面向21世紀建立100所重點高校和學科。

985

意指1998年5月，中國為建設一批國際知名高校而實施的建設工程。目前有39所，稱985工程。

（本文由《報導者》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