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政治行為裡有個術語「諉罪遊戲」（Blame Game），那就是政府出了問題，原本應該兩黨就事論事地好好探討，但政黨間卻不如此，反而是罵來罵去，把責任推諉給對方。「諉罪遊戲」產生了許多沒有必要，也沒有建設性的冗贅言詞。
「諉罪遊戲」其實是個很值得做「語言行為分析」的課題。當問題產生了，可能要負較大責任的一方，最好的應付策略，就是把責任推諉給對手，使問題模糊化，於是責任就可撇得乾乾淨淨。
這種「諉罪」的話當然是說給善意無知的第三者，即民眾聽的。如果一個社會的內部對立嚴重，民眾各有各的死忠對象，這種「諉罪遊戲」最易固定下來，成為一種文化。
「諉罪遊戲」是當事者向自己的群眾「告狀」的行為語言，由於群眾死忠，對這種告狀就容易輕信，因此很容易奏效！
台灣長期以來就存在著「藍綠惡鬥」這種文化。搞政治的人也已習慣出了問題，就向自己這邊的民眾「告狀」，而且一定可以使有些人深信不疑。
問題是「諉罪遊戲」，向自己這邊的民眾告狀，卻有一個很大的後遺症。如果關起門來相互推諉，它只是強化了自己社會的分裂對立。但若整個語境變了，把這種行為搬到另一個場景，那就等於向第三方告狀。
馬習會上，馬英九說，「朱日和基地軍演與飛彈問題是『反對黨常常用來批評兩岸關係的口實』，」他的這些話就被認為是在向習近平告狀。
事實上這不是馬有意向習告狀。這是「諉罪遊戲」玩久了造成的智性盲點，它是一種無意識的不得體行為。
馬英九向習近平告狀的風波，已顯示台灣那種「諉罪遊戲」的「藍綠惡鬥」，真的該結束了。
像這種行為如果只是兩方互玩，只是擴大了敵對，但若涉及三方，它就涉及到了立場。藍綠關起門相互諉罪，只是惡行惡狀，但若增加了一個北京，那就會不自覺地變成向北京告狀，涉及到立場及國格。
我不相信馬英九會向習近平告狀，但他的語言看起來的確是。這是他諉罪別人久了，「告狀」的語言已成了習慣，一不小心就脫口而出。但他沒有注意到，這次他不是面對台灣民眾，而是面對著習近平。當場合及語境變了，同樣的話，意義當然也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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