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裡今年來了位外籍生，為了讓他盡快學會國語並融入校園生活，我們安排他住宿舍並訂報紙給他讀，因為報紙用的字是常用字，報導的新聞有即時性，讓他有很多話題可跟同學聊，而且報上學到的生字可以立刻派上用場，所以他進步得很快。
有一天他來找我，他看到報上說，台灣好幾個大學要求學生選課時，要經過導師同意，不能選「很甜」的課。他問：老師給很甜的分數是不負責任的事，為什麼學校不直接去找老師談，從源頭遏止，而要叫導師把關？分數雖然免費，但是評量的第一條件是公平，失去了公平的分數是沒有意義的，是個不道德的行為。為什麼學校有直路不走，要捨近求遠？一句話問得我啞口無言。
外籍生沒有包袱和忌諱，一語道出我們不敢面對的事實。這件事會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有很多原因：一是中國傳統的鄉愿文化，二是台灣的老師要受學生評鑑。
中國人一向不願得罪人，事情發生時，很多人是該講的不講，該站出來的不站出來，所以孔子很看不起這種人，說「鄉愿，德之賊也」，他偷去的就是社會的公平和正義。
中國人也做不到「對事不對人」，被批評的人會懷恨在心，找機會報復。在美國，系主任或院長可以把這個老師找來告誡和勸說，但是在台灣，幾乎沒有人敢這樣做。因為自從教授治校，校長、院長和主任都要遴選後，沒有人敢得罪人，校園中平日就無風三尺浪，哪堪有人找碴？
加上現在網路流行，它的訊息不易查證，又因匿名，所以很容易變成謠言中心，它展現出來的正是人性的黑暗面。
洪邁在《容齋隨筆》中說：「一點清油污白衣，斑斑駁駁使人疑，縱然洗遍千江水，爭似當年未污時。」名譽抹黑了洗不白，而且一個真正做事的人，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對付匿名的攻擊和詆毀。
冤家路窄，台灣小，在會議上常會碰到。因此在各種顧忌之下，主管不敢負起責任，只好把保護學生權益之事轉移到導師身上，讓導師去背黑鍋。
一位從美國回台擔任過校長的前輩說，他曾經勸告過他學校裡這樣的老師，跟他說：最低九十分，最高九十九分，這種分數範圍沒有區辨力，不好。想不到那位老師嗆他，「在我的眼睛裡，沒有壞學生。」他祭出學術自由，結合其他甜分數老師，寫黑函去監察院告狀。
當然，最主要的原因是老師須受學生的評鑑，而評鑑分數佔升等的四分之一左右，所以老師不敢得罪學生。
評鑑制度本來立意良好，促使老師改進他的教學。但到了台灣就變成學生要脅老師的一個方式，使得年輕教授不敢要求學生，錯了也不敢責備。最近政大教授周行一在《聯合報》寫了一篇〈教育的機會成本〉，或許當學生懂得去計算他來念大學的機會成本時，這種很甜卻沒有營養的課，就自動沒有人選了。（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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