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百公里長的隔離牆

從耶路撒冷往東走，七百公里長的隔離牆，將以巴分隔成兩個世界。

十八歲巴勒斯坦青年，站在家族經營的倉儲前，正對著這堵八公尺高牆，上面有句阿拉伯文塗鴉：「和平，我的朋友」。看著恰好駛近的以色列軍車，他說，以軍每隔一小時就來巡邏，防止巴勒斯坦人跳牆進來。

八公尺？跳得過來？

青年笑著說，當然。巴勒斯坦人在牆的兩邊用手機互相聯絡，巡邏車一過，就跳下來。

「這不僅省錢、省時間，更為了要向以色列展現冒險精神，」在旅行社當導遊的穆罕默德說。

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爆發後，以色列人佔領了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那年，穆罕默德十四歲，和家人躲在防空洞裡，眼睜睜看著以色列空軍轟炸家園。

十二年前，以色列蓋了隔離牆，「剛好」將穆罕默德的親戚隔在牆的另一邊。以前，他走路十五分鐘就到親戚家；現在，開車要一個多小時。「而且，還要經過以色列同意，」穆罕默德在隔離牆邊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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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耶路撒冷進出巴勒斯坦，共有十三個檢查站，巴勒斯坦人只能走其中五個。十五萬巴勒斯坦工人，每天要排隊經過隔離牆到以色列工作。通常，他們要早上三點起床，才能準時上班。

「更不用提以色列的檢查盤問，是多麼羞辱人。他們就是要讓你增加成本，讓你覺得屈辱、挫折，最後自動離開這裡，」巴奧說。

《天下》採訪團隊搭的車，掛著以色列車牌，輕鬆過了檢查站。隔壁是巴勒斯坦車牌的車道，還在大排長龍。以色列軍人荷槍實彈，逐一打開後車廂翻查。

出了檢查哨，進入巴勒斯坦境內。狹窄道路上汽車爭道，煙塵滾滾、吵雜紊亂。和不遠處山坡上的以色列屯墾區，整齊一排紅瓦洋房，形成鮮明對比。

比軍力、財力、政經腕力，巴勒斯坦沒有一樣贏過以色列。但他們知道，除了死守這塊土地，他們一無所有。

希望孩子可以少流點血

走進拉瑪拉一間速食店，六個巴勒斯坦青少年用美式英文交談。他們都是從美國返回巴勒斯坦定居的十六歲高中生，才剛考完試放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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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以色列，文靜靦腆的青少年，都有說不完的意見。

「他們是恐怖份子，」伊馬德濃眉大眼，他表哥上個星期只是示威，「沒做什麼事，」就被以色列士兵開槍射殺。伊馬德努力讀書，是為了保護家園。「唯一能保護巴勒斯坦的，就是教育，」他說話的口吻，不像高中一年級學生。

巴勒斯坦人說，「如果比博士佔總人口的比例，巴勒斯坦可能排名全世界第一。」

在法塔赫（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中最大的派別）擔任副執行委員的佐姆洛（Husam Zomlot），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四十歲的佐姆洛，在加薩走廊的難民營出生。整個難民營傾全力栽培他，讓他受最好的教育。佐姆洛到英國倫敦大學留學、哈佛大學做博士後研究，拿到英國護照，娶了瑞士籍太太，也在倫敦買了房子，成為收入豐厚的經濟學家。生活好好的，為什麼要回到落後的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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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看成本效益，而是看到以巴的不均衡，我要讓小孩在這塊土地長大，」佐姆洛有個兩歲半的兒子，他為兒子取名薩伊，阿拉伯文意思是「快樂」。他希望孩子快樂一點，「他們將會有漫長的掙扎，比我們好的是，可能會少流點血，」他說，巴勒斯坦現採取非暴力抗爭。

佐姆洛拿起手機說，隨著網路發達，愈來愈多人了解巴勒斯坦處境，國際間也開始發起對以國的抵制運動（BDS，boycott、divestment、sanctions，抵制、撤資、禁運）。「以色列贏了戰役，卻輸了戰爭，」佐姆洛認為，巴勒斯坦不是完全沒有籌碼。

國際社會施壓以色列的力道，確實與日俱增。歐盟宣布，以色列如不退出佔領區，將取消所有對以國的科學研究補助。

以色列科學與人文學院院長雅農（Ruth Arnon），為此寫信給總理納坦雅胡提醒，以色列的科學研究將受嚴重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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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問題也是以色列內部政爭的主要話題之一。以色列歷史最久的報紙《國土報》新聞編輯蘭朵（Noa Landau）直言，以色列的左派同情巴勒斯坦，執政的右派政府卻強硬拒絕退出佔領區。

歡慶隊伍躲不過的石頭

兩派對立，引起社會不安。

五月二十八日，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日。耶路撒冷是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聖地，同時是兩邊的法定首都，誰也不退讓。

四十七年前，以色列從阿拉伯人手中拿下東耶路撒冷，站在哭牆前，激動地對全以色列人說，猶太人在外漂流了兩千年，終於回到哭牆前。為紀念東西耶路撒冷統一，每年此時，以色列人會手執國旗，從全國各角落走進耶路撒冷老城哭牆前，歌舞慶祝。

今年的這一天，老城大馬士革門旁的阿拉伯區，巴勒斯坦青年還是用他們最熟悉的武器——石頭，往歡慶隊伍丟，差點丟中一位台灣訪客。「阿拉伯人幹的，」猶太青年斬釘截鐵說。

從水、農業、能源，到軍事，以色列克服了所有面對到的逆境。唯一解決不了的，就是什麼都比不上它的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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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為嚮導 旅遊巴勒斯坦

60歲的史隆卡（Fred Schlomka）總是戴著一頂民族風小圓帽。他是在英國出生的猶太人，14年前帶著兒女舉家搬回以色列。他和大部份懷抱復國熱情返家的猶太人不一樣，他同情巴勒斯坦，強烈主張以色列應結束軍事佔領。

「我被視為叛徒，」史隆卡自剖。他想建立一個以民主、人權為核心價值的組織。7年前，他和另外四人合夥成立綠橄欖旅遊公司（Green Olive Tours），用社會企業來推廣以巴和平。

史隆卡相信，旅遊不但可以帶動巴勒斯坦經濟，更能為以巴未來創造不同想像。綠橄欖專做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的深度旅遊，為遊客設計不同行程。每天都有小巴士，從耶路撒冷出發到西岸區，帶旅客去看隔離牆，和巴勒斯坦居民的生活。去年，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到以色列，也是請綠橄欖領路進入巴勒斯坦。

史隆卡說，他的使命是「幫助以色列更文明，懂得尊重個人。」綠橄欖五個合夥人，三個以色列人、兩個巴勒斯坦人。他們彼此合作多年，不是每件事都有共識，還是繼續往目標前進。

「我們共同的目標是，結束壓迫，」巴勒斯坦裔合夥人巴拉卡（M. Barakat）不諱言。

夢想：讓以阿兒童一起上學

史隆卡有更大的夢想，他正計劃和特拉維夫建商合作，在雅法（Jaffa）蓋集合住宅，鼓勵以阿混居；蓋學校，讓以阿兒童一起上學。

「有一天，我們一定可以想出和平的解方，」史隆卡對和平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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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國的希望與失敗間反覆掙扎

1993年，巴勒斯坦商人巴奧帶著女兒艾琳，從美國回巴勒斯坦定居。看著成天戴耳機聽iPhone、打「憤怒鳥」的女兒，總擔心她不關心國家前途。有一天，他和女兒聊天，女兒提出新世代對以巴未來的看法，打中了他：

老爸，我們不是笨蛋。全世界最美麗的地中海，離這裡只有45分鐘，但我們去不了。我知道到耶路撒冷只要10分鐘，我們也去不了。我當然知道巴勒斯坦被以色列軍隊佔領。但是，老爸，我們知道的歷史和你有點不一樣。

1948年以色列建國，對我們就像911恐怖攻擊，有一半人口被趕出家園，我們的人拿起武器反擊。打了20年，我們終於知道，我們不會打仗。我們對抗的是全世界第四大軍力國，在外交和政治上受歐美保護。我們沒有機會贏。

接下來，我們換了一種工具，去聯合國申訴，聯合國的決議文、國際法律對我們有利。結果呢？我們還是被佔領。接著，被佔領的西岸、東耶路撒冷、加薩，武裝起義。這換來什麼？國際注意和粉身碎骨。佔領還是持續著。

然後呢？老爸，你也參與其中。巴勒斯坦接受聯合國調停，雙邊和談了20年。你把我帶回來的時候，西岸屯墾區住了10萬個以色列人，現在有50萬。你還要說服我，和談是OK的嗎？

我們又回到聯合國大會，提出兩國（以、巴）和解方案，交給世界決定。巴勒斯坦值不值得成為一個國家？138個國家贊成，美國、加拿大等9個國家否決。就算絕大部份國家支持我們，我們仍然被佔領。

我們要百分之百的公民權！

試過所有方法，都失敗了。我們應該有不同的思惟，這個世代不要再犯同樣錯誤。也許，我們應該放棄建國，轉為爭取要擁有完整的公民權。以色列人有健保，我們也要；以色列人有免費教育，我們也要。我們不要30％或者60％的公民權，我們要百分之百的公民權。